柏林日记（一九三零年秋）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裔美国作家。

一九二九年随好友诗人奥登（W.H.Auden）前往柏林，在当地待了四年，恰好见证了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一九四六年获得美国国籍，余生定居美国。其作品以描绘二十世纪一九三〇年代的柏林著称，并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代表作《别了，柏林》和《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合称为《柏林故事集》，被美国国家图书馆与《时代》杂志评入“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曾与奥登合写日记《战地行纪》，记载一九三八年周游中国的见闻。伊舍伍德的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多项国际大奖。美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散文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称赞伊舍伍德为“最好的英语散文作家”。

从我的窗户看出去，是一条庄严而幽深的大街，几家地窖商店灯光日夜长明。带阳台的建筑物有点头重脚轻，在它们门面的阴影下，有卷轴与纹章图案雕刻在肮脏的水泥门面之上。整个地区都是这样，一条街接一条街，每栋房屋都像个破败的有重大意义的保险箱，塞满了失去光辉的贵重物品和从破产后的中产阶级家里弄来的二手家具。

我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不假思索地消极地拍摄着，拍下了对面窗户里刮胡子的男人，也拍下了穿着睡衣洗头的女人。这一切有一天都是会冲洗出来，细心印好，配上相框的。

晚上八点，满街的门就关上了。孩子们吃晚饭了。商店也关了。街角小旅馆悬在夜钟上的灯光招牌却亮了，你可以去那里租钟点房。口哨声随即就会响起，小伙子在呼唤姑娘。他们站在下面的寒气里，对楼上亮着灯的温暖的房间吹着口哨——房里的床已经放下，准备过夜了，小伙子们想进去。他们的口哨在空洞深邃的街道上回响。挑逗、亲昵，却也悲凉。因为这口哨声，我很不乐意在这里过夜，因为它让我想起自己远离故土，只身住在异国。有时我也决心不理会这闲愁，拿起书来想读，但是召唤声又进来了，那么刺耳，那么坚持，深情得叫人绝望。我终于只好站起身来，从软百叶窗的缝隙望出去，想确定他呼唤的并不是我——虽然分明知道不可能是我。

我这房子生好炉子关上窗户就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熏香和陈面包的混合气味，也不是很难闻。高大的火炉贴有色泽鲜明的彩砖，像个祭坛。盥洗槽像座哥特式神龛。柜橱也是哥特式的，镶有教堂式的雕刻橱窗，彩色玻璃画面是俾斯麦与普鲁士国王的会晤。我最好的椅子是有资格做主教宝座的。屋角还有中世纪长戟的仿制品，三根拴在一起作帽架用，是从巡回剧团里弄来的道具么？施罗德小姐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拧下矛头擦洗。矛头很沉重，很锋利，是真可以杀死人的。

屋里的一切都如此，不必要的结实，不正常的沉重，不安全的锋利。这儿，在这张书桌上，我也面对着一大堆金属用品：一对金属蜡台，像两条蛇绞在一起；一个烟灰缸，里面伸出个鳄鱼脑袋；一把裁纸刀，是佛罗伦萨匕首的复制品；还有一个黄铜海豚，尾巴上翘起一个破败的小时钟。这些东西以后会怎么变？它们怎样才会毁坏？说不定会千百年不朽呢。人们有可能把它们送到博物馆珍藏，也有可能遇见战争把它们熔铸成枪炮。施罗德小姐每天早晨都要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到固定的地方，让它们站在那里。它们仿佛就是她的宣言，她对资本、社会、宗教和性问题永不妥协的宣言。

她整天在这套昏暗的大房里悄悄地转悠。她无影无踪，但是警惕地在一间间的房里蹒跚着，趿拉着毡拖鞋，穿着有花的晨袍——那袍子用别针很巧妙地别着，不露丝毫内裙或胸衣。她挥动着掸子东瞧瞧，西瞅瞅，把她那短而尖的鼻子伸进柜橱和房客的行李里。她有一双总在探索的明亮的黑眼睛，还有一头她引以为傲的漂亮的棕色卷发。她一定是五十五岁左右了吧。

很久以前，也就是在大战开始和通货膨胀之前，她的生活原是比较富裕的。暑天她要去波罗的海度假，家务事全由女佣人做。而近三十年她却一直住在这里，拿房屋出租。她是因为喜欢有人做伴才拿房屋出租的。（节选自《别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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