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绝望的地方产生最不可能的希望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人士排队领救济饭。《愤怒的葡萄》以此时期为背景。 孙胜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天奇 《人鼠之间》译者 《愤怒的葡萄》

作者：约翰·斯坦贝克

译者：陈宗琛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烦恼的冬天》

作者：约翰·斯坦贝克

译者：王改娣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愤怒的葡萄》电影剧照。电影由著名演员亨利·方达主演，于1940年上映。 王改娣 《烦恼的冬天》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烦恼的冬天》也许是斯坦贝克最重要的三部作品。三部作品特色各异，却有内在的共同指向。无论是描写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流民生存境遇的《愤怒的葡萄》，还是写流动劳工的《人鼠之间》，还是描写中产阶级堕落的《烦恼的冬天》，都体现着斯坦贝克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体现了他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更重要的是强烈的同情与理解。故事中的人大都身处绝望中，斯坦贝克却没有完全放弃过希望。

此外，三部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斯坦贝克的理念。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金钱的关系、人与宗教的关系，乃至人与自己的关系应如何处理，在故事中都有明确的体现。这种复杂的观念，体现着人类某些共同的认知，也让斯坦贝克的作品突破了时代局限，达到了文学上的普遍性。记者采访了几位相关研究者、译者，深入探寻斯坦贝克的文学世界。

敬畏自然的生态观

新京报：《愤怒的葡萄》中有不少对自然（土地、洪水、树木等）的描写，这些描写在书中有怎样的作用？反映了人与自然什么样的关系？

孙胜忠：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一方面强调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一方面揭露了边疆神话：广袤的土地以及伊甸园式的承诺（只要勤劳就能获得丰厚的收成）。小说中的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其中各要素是相互关联的，例如，控制了水就控制了土地。作者批判了那种掠夺式的农耕方式，结果造成了风沙侵蚀区（theDustBowl），土地及居民均成为牺牲品。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生态灾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对棉花和粮食的大量需求有关，战争造成棉花和粮食价格飞涨，于是，政府号召人们大量种植棉花与粮食，疯狂攫取自然资源：“棉花会把土壤榨干，像吸血鬼一样把土壤的养分吸得一干二净。”

作者对自然和土地的描写是为小说主题服务的。小说中的阶级分化源于银行和财团对该地区最宝贵资源的控制：银行和财团是“巨兽”，“它们呼吸的是利润，吃的是利息”。当土壤枯竭之后，它们就会把这里的佃农赶走，把土地卖掉。这便是当地人无家可归，被迫西迁的原因。

但小说在突出阶级差别和冲突的同时也彰显了一种敬畏自然的生态观：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对自然的粗暴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灾难，最终殃及人类自身。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工业化操作和竭泽而渔式的经营方式是对土地属性的无视。

不仅进入美国人的意识，还进入良知

新京报：《愤怒的葡萄》有明确的写作背景，即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但至今仍被很多人研究。让本书超越特定时代的因素有哪些？

孙胜忠：斯坦贝克总体上来说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他在小说中以大萧条为总背景，多呈现具体、甚至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注重事实的描写令人信服，但现实主义的笔触并非斯坦贝克作品魅力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所选择的主题。这些主题不仅是“严肃的和揭露性的”，而且是“永恒的”，如生与死、人对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自由世界的向往等。他的思考和观察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社会问题，也不局限于小说描写的20世纪30年代，而是超越美国和那个特定时代的。

我觉得它的超越时代性是由其具有多维阐释空间的特点决定的，从社会经济决定论到超然的精神性，读者可以多角度、多层次来欣赏这部小说。它既是一个家庭在美国这片“乐土”上求生存的故事，又是有关流动农民与命运抗争的故事，推而广之，它还是美利坚民族的故事。在更高层次上来说，它是有关人类如何寻求理解自己对同胞及所栖居的地球的承诺或应承担的义务的故事。最后这层解读源自小说所隐含的《圣经》典故。

《愤怒的葡萄》这个书名取自朱莉娅·沃德·豪的《共和国战歌》——一首美国内战之歌。斯坦贝克对他的作品代理人说，他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是一首进行曲，这本书也是某种进行曲……而且因为就这本书而言，它有一个重大意义（alargemeaning）。”那么，这个“重大意义”是什么呢？斯坦贝克可能指书名中“葡萄”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耶稣的子民。在《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中，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小说中“互助友爱”这个主题得益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2-13节所说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如此看来，小说不仅仅讲述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个家庭乃至迁徙农民的悲惨遭遇，它还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美利坚民族的历史，更具有宗教象征意义。它“不仅进入美国人的意识，还进入了其良知”，引起了不同时代读者的共鸣，因此，它是超越时代的文学经典。只要人们还梦想拥有一个能使自己有尊严地活着，并能收获自己独特理想的社会，那么，《愤怒的葡萄》就仍然拥有读者，也就依旧有为读者提供阐释服务的研究者。

新京报：书中凯西一角与宗教信仰联系最紧密，但奇怪的是，他出场时已不做牧师很多年，后来他与众人一起西迁，并组织罢工，因此死去。这一角色有怎样的特点和意义？

孙胜忠：吉姆·凯西原来是一个牧师，如他自己所说以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但他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失去了从前的信仰，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罪恶的思想”，认识到自己“根本就是假道学”，因为他会把接受他洗礼的女孩带出去睡觉。但凯西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爱思考，善于从不同的侧面看待问题，例如，他说，“美德与罪恶是一体的两面。人有时候会干坏事，有时候也会做好事。人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凯西的最高认识成果就是他实现了从神性世界向人性世界的回归：“说不定世人的灵魂就是一个伟大的圣灵，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认识是对爱默生“超灵”思想的具体化。这种人性的回归是他最终走向领导罢工，并为此献出生命的原因。

凯西这个角色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了《愤怒的葡萄》这部小说的信念基础：每个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基于这一理念，凯西号召农业工人们团结起来，与地主阶级做斗争。可以说，凯西是斯坦贝克的代言人，为此，他将凯西描写为一个演说家。临死前，凯西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警察）认定我是带头的，因为我话最多。”他确实是一位领导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摩西”，为“出埃及记”的梦想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斯坦贝克看来，美国的基督教和资本主义都是破坏因子。像小说中的汤姆·裘德和凯西一样，斯坦贝克也发现，再也没有必要把人们引向一个新的伊甸园或虚幻的“迦南”——应允之地，此地就是英雄用武之地，当下就是实现抱负之时。

斯坦贝克从不是激进分子

新京报：书中的描写有明显的批判色彩，但有评论认为，作者抨击州政府却认为联邦政府是好的，因此有些狭隘，你怎么看？

孙胜忠：从现实层面来看，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为解决实际问题曾做出过努力。例如，为了解决流民和沙尘暴问题，当时的联邦政府委派农业保障署在加利福尼亚组织了营地，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流民之间互助合作，农业部还起草了《标准的州水土保持区法》，从法律层面促进水土保护。从主观上来看，斯坦贝克从来就不是坚定的积极分子眼中的那种激进分子，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源于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而不是完全受左派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左右，因此，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离自己较近、感受最深的州政府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此外，该书献词之一“献给汤姆”中的汤姆就是联邦政府下属机构农业保障署在加州流民收容营地的管理人汤姆·柯林斯。这样看来，也不难理解他对联邦政府的好感。

忍受艰苦又往往被现实击败

新京报：相较于《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的故事似乎更灰暗，几乎没有给底层人留任何希望，你怎么看？

李天奇：斯坦贝克原本想把《人鼠之间》写成剧本，所以书中每一幕情节都有很强的画面感，衔接紧凑，情节也像剧本那样富有张力，以悲剧发生的一刻作为高潮，全剧就此戛然而止。应该说，它本来就是作为一部悲剧来写的，当开头对话中给出了他们离开上一个地方的原因，莱尼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两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这种梦想的破灭正是作品的主题，也是这本书这么多年经久不衰，即便文化、年代迥异，也能唤起广泛共鸣的原因。

新京报：小说以一个问句结束：“你觉得他俩是怎么回事？”两个主要人物乔治和莱尼，两人都梦想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最终梦想破灭。前者精明，后者是个“白痴”，乔治却一直关照莱尼，你认为乔治这样做有哪些原因？“白痴”这一形象在《人鼠之间》中有着怎么特殊的作用？

李天奇：“白痴”的形象往往有着天真幼稚、力量薄弱的特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没有常识”、“不合常理”的角色推动剧情，一方面作为弱者，可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心，增强代入感。在本书中，乔治关照莱尼不仅是因为莱尼不谙世事，在生活中需要保护，让乔治感到有所寄托，更重要的原因是，莱尼就是梦想的载体和代表。如果没有莱尼，乔治不会天真到相信他们的梦想能实现，也不会没完没了地讲述它、重温它。是莱尼要求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美好未来，让两人在艰苦生活中有了一些盼头，一些希望。当莱尼死去，乔治跟着斯林姆去喝酒，在行动上承认了梦想宣告终结。

此外，故事的转折同样也落在莱尼身上，是他的智商低下造成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白痴”是与生俱来的缺陷，不是后天犯下的错，这也增强了整个故事悲剧性的感情效果。明明愿望是好的，不管怎么努力，结果却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这也是全人类共通的主题，是斯坦贝克对人性的洞察和悲悯。

《人鼠之间》也是斯坦贝克对当时劳动人民处境的一种记录，当然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但比起这些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的社会背景，我想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内核还是在于它所描绘的人类本质。就像书里那些形形色色的配角，我们有时站在互相对立的立场上，但在最深的地方仍然是共通的，一定可以达到互相理解；我们忍受艰苦、不懈奋斗，心怀美好憧憬，又往往被现实击败。在最绝望的地方产生最不可能的希望，即便不堪，即便最后仍回归绝望，那也是我们作为人类最闪耀的姿态。

东西方文明互相补充，达成救赎

新京报：《烦恼的冬天》中，斯坦贝克的写作技法很有特点。全书共两大章，前几小节均是第三人称叙事，后几小节则改为主人公伊森的第一人称叙事。人称的改变对内容的表现有哪些帮助？

王改娣：小说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分都是在两章之后，视角由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视角更广阔。作者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小说中的世界，并不一定要始终聚焦在一个人物身上。

比如小说下部的第十一章，作者用全视角来描绘新湾镇的景色和风土人情，并在其中加入评论。第十二章则把焦点放在玛姬而非伊森身上。通过玛姬的视角，对新湾镇的众多男性进行了评述和比较。

第一人称视角则更为深入和细致。第一人称的叙述则让某个人物成为小说的统领者，同时还能解读文本内部的秘密。

从第三人称叙事到第一人称叙事的转变，使小说的叙述从全面转向某一个侧面，从而实现点面结合的效果。同时，这部小说情节的发展与主人公伦理道德观的变化紧密结合。当小说由第三人称叙事转向第一人称叙事时，伦理道德的主观变化会更为明显。因此，叙事人称的变化带来了叙事视角变化，使这部小说层次更为丰富。

新京报：这部作品描写了伊森从一个怀有道德、尊严的人逐渐为金钱而堕落的故事，但最终伊森获得了自我救赎。你认为，伊森获得拯救的原因有哪些？

王改娣：在小说的结尾，伊森带着刀片准备在海中自杀，但又改变主意，想离开涨潮的海水，回到岸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结尾，没有给伊森的命运一个确定的交代。

但在伊森受到良知鞭挞，开始惩罚自己的时候，他的自我救赎之路就开始了。他实现自我救赎的力量首先来自于宗教，即基督教。姑婆德博拉是伊森的精神导师，让他自小就学习《圣经》。即使伊森在金钱物欲中暂时迷失了，这种来自基督教的力量仍是他心灵的最主要依靠。其次，伊森还从东方文明中汲取力量。他有一个传家宝，一块来自中国的护身石，也是伊森内心获得平静的源泉。东西方文明在伊森的自我救赎中相互补充，达成一致，共同拯救了堕落者。

戏剧色彩浓厚的小说

新京报：小说从耶稣受难日开始讲述，文中也有不少对《圣经》的引用。在《烦恼的冬天》中，宗教有着怎样的作用？

王改娣：伊森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获得成功的同时，精神却走上绝望的顶点，这种冲突和矛盾应该与基督教精神对道德品行的严苛要求有紧密联系。宗教首先树立了一种道德标准。基督教精神强调“行”，把自律、奉献和对上帝的服从作为重要核心。生长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伊森，其行为举止不可能不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同时，宗教也是伊森获得自我救赎的力量之源。

新京报：《烦恼的冬天》有些情节比较刻意，有一种戏剧冲突的效果。你如何看？

王改娣：《烦恼的冬天》是斯坦贝克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很多刻意的戏剧痕迹。换句话说，斯坦贝克在这部小说中有意融入了许多戏剧元素。

“烦恼的冬天”这个标题来自莎士比亚著名历史剧《理查三世》，为整部作品定下一个戏剧基调，可能也暗示读者不妨用欣赏戏剧的眼光来读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森相当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伊森这位哈佛大学的文科生经常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句子。斯坦贝克本人曾在斯坦福大学读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很可能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在《烦恼的冬天》中，斯坦贝克有意在模仿或借鉴莎士比亚的戏剧手法，用戏剧冲突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

新京报记者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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