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谁将打破美国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

【开栏语】

“联邦明察局”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的专栏，对“联邦”（United States，即美国）之事洞明察鉴之。本文为专栏第一篇，美国中期选举落幕不久后开启意料之中到来的新一轮大选周期的却是有些意料之外的女性政治人物：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5位议员。她们之中谁能完成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未竟的事业，打破美国政治对于女性的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且听道来。

“我要先找位女士”，现任新泽西州国会参议员科里·布克最近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这样说道。显然，这位刚刚宣布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单身汉并不是在讨论解决未来第一夫人可能空缺的尴尬，而是要当真地邀请一位女性副总统人选。与其说，布克是早早摆出一副运筹帷幄的胜者姿态，还不如说是承认了女性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必然的不可或缺。

虽然当今美国的多数选民都亲历过历史上前两次失败的尝试，但眼看着“粉色浪潮”在两个多月前席卷2018年中期选举的势不可挡，民主党在2020年11月3日提供给全美选民的那个组合当中女性缺席的可能性正在急速下降。

事实上，在2018年中期选举落幕不久，开启意料之中到来的新一轮大选周期的却是有些意料之外的女性政治人物：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随后，布克在国会参议院的其他女同事们也悉数登场。截止到2019年2月，五位女性参选人已在十位主流参选人中占据一半。或者说，将近五分之一的现任女性国会参议员已决定放手一搏，而布克只能携手桑德斯成为男性参议员中的七十五分之二。

打破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

1872年，在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来自党内的连任挑战之时，美国女性已发起了对总统宝座的首次挑战。虽然对选情结果无关痛痒，但性别平权先驱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Claflin Woodhull ）以平等权利党总统候选人身份的这一次冲击，在联邦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给予女性平等选举权之前将近半个世纪时就明确了打破最后那块玻璃天花板的坚定意愿（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指出公民的选举权不因性别而受限，即确立女性的选举权，于1920年8月生效——编者注）。

其后的一百多年中，代表各色政党的女性参选人不时会在总统大选季中客串角色。而这种零起点的象征性努力当然无法真正在实际选举政治剧本中找到合适的台词。一切务实的前提一定还是女性在两党体系中谋求制度化位置的稳扎稳打。

1948年，即美国首位女性国会议员珍妮特·兰金当选之后的32年，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当选国会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先后当选国会两院议员的女性。又过了16年，史密斯历史性地参与了提名戈德华特的那次共和党总统初选，宣示了女性在主流政党总统初选中的存在感。共和党迎来史密斯，民主党也不甘落后。1972年，痛定思痛的民主党最终接受了今天各州初选竞争的方式，而开放式的竞争收获了双倍的效果：美国主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遴选中，首次出现了一位以上的女性参与。汇集了首位非洲裔女性国会议员雪利·奇泽姆和首位亚裔女性国会议员竹本松（Patsy Mink）的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当时二十多岁的克林顿和希拉里首次共同参与助选的白宫冲刺大戏，不知道彼时的希拉里心中是否就已燃起了女总统的梦想。

2004年以来的每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初选中，都不缺乏女性的参与。而希拉里在2008年的惜败更像是一次与历史作别的质变节点。约翰·克里面对的女性竞争者卡罗尔·莫斯利·布朗仍背负着首位非洲裔女性国会参议员的超大历史光环，而从希拉里之后的两党女性参选人虽说也不难找到这样或那样的“第一”，但却基本上不再需要凭借如史密斯、齐泽姆或者布朗这样历史量级的刷新感。这些细微的变化背后无疑是女性在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特别是顶端存在的正常化。

现如今，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上演了四位女性国会参议员沃伦、吉利布兰德、哈里斯、克洛布查以及一位女性国会众议员塔尔希同场竞技的盛况，这种常态化则像是直指玻璃天花板的最后一击。

身份政治、女性与吸票策略

如此之多的女性群像式地涌入2020年民主党初选，不免还是令人心生些许突然。其中最为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当然就是上次大选遗留下的怅惘与涟漪。套用希拉里自己曾用过的比喻，她代表民主党在那次选举中得到的6585万张选民票就像把玻璃天花板敲打出了6585条裂痕。过去四年中，这块因为选举人团制度扭曲才勉强支撑的玻璃天花板时常发出窸窸窣窣的开裂之声，不断召唤着更多女性政治人物的前赴后继与契而不舍。

在群体饮恨之外，特朗普在性别议题上的刻板印象以及其执政当中在诸多议题上的保守倾向，也刺激着民主党女性的挺身而出。依照不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当选以来，58%的美国女性更愿意参与到政治当中；而美国公众中52%会“非常乐见”一位女性领导人的事实甚至超过了默克尔执政了14年的德国；甚至美国女性选民对特朗普的不满意度为明显高于男性选民（54%）的67%，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酝酿重大变动能量的少见趋势。当然，作为社会舆论层面的准备，2017年年底从好莱坞掀起的性别权益保护浪潮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但这场社会运动席卷美国的诸多原因中也离不开2016年选举等政治动因。

对于已明显显露出要拥抱“身份政治”的民主党而言，女性政治人物能深度参与到2020年大选之中无疑是个特大的利好消息。正如多个经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女性政治人物的参选一定会有助于吸引女性选民的支持——这种吸引是跨党派的，不但波及中间选民中的女性，也对另一党的女性选民存在一定吸附力。即便是在2016年，虽然在非洲裔、拉美裔等群体中的得票率都明显弱于奥巴马，但希拉里还是可以在白人女性选民中至少超过了2012年奥巴马谋求连任时所达到的支持度。这个变化其实也是希拉里的女性身份与特朗普在女性选民中的低迷支持度等两个因素叠加强化的结果。

如今，如果民主党更多依赖于构筑在性别与族裔的“身份政治”来尝试夺回白宫的话，就要强化乃至激化特朗普的负面因素、充分吸引原本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女性选民。也有数据显示，2012年总统大选时，白人女性中的56%支持了罗姆尼，比奥巴马多出14%的选票，这个水平基本上延续到了2016年大选（55%的白人女性支持共和党，领先民主党12%），但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却各有49%的白人女性分别支持了两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可以放大这个趋势，将经济阶层分野转化为性别分界驱动的动员乃至吸票策略，没准是可能制胜的关键一招。

称职之外还得“讨喜”

按照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预估，目前可能参与民主党初选的女性政治人物已全部投入战场。这不仅仅被预计将会为民主党吸引大量女性选票，而且考虑到2020年的对手是特朗普这一固化因素，女性的超量存在应该还会改善民主党的选情结构。一方面，很多民调显示，“诚实”或“道德”被认为是女性候选人独有的关键品质之一，这些特质恰恰与特朗普形成比较，正所谓以“让美国总统再伟大”应对“让美国再伟大”。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牵动下，移民、医疗、教育等女性政治人物颇为擅长的政策议题逐渐因极大分歧而被聚焦，这也为民主党女性政治人物针锋相对地发声提供了绝佳机会。

不过，这些性别“特权”对于女性参选人之间的竞争却显得毫无意义。在民主党总统初选正式打响前一年，任何预判无疑都只是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民主党选民中的“巾帼不让须眉”必然改写外界对女性参政的某些传统看法。

根据多个涉及女性参政的研究表明，与男性政治人物更易被以“称职”与否加以判断相比，选民对女性政治人物的判断标准除了“称职”之外还有颇有性别倾向的“是否“讨人喜欢””。想当年，兰金从蒙大拿闯入国会山之时，那里的男性同事们对她的期待可以归结为“智慧、温柔的说服力以及对和平主义与非暴力主义的贡献”。言外之意其实是，女性政治人物并不是来取代男性的，而是来做“讨人喜欢”的补充的。甚至支持女性参政的芭芭拉·李家庭基金会（Barbara Lee Family Foundation）对2010年中期选举的研究报告也表明，在绝大多数女性对决女性的选举中，最终胜出者基本都是在民调上更受欢迎的女性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年下半年展开民主党党内辩论期间，民意好感度可能就是判断几位女性参选人前路如何的最关键指标。

从“讨喜”的标准出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去年年底安吉丽娜·朱莉在媒体面前关于2020年大选的闪烁言辞旋即成为“新闻”。不过，“朱莉们”的乱入可能还不是女性政治人物最大的困境。要在保持“讨喜”的同时，怎样构筑起足够的“称职”其实需要极度高级的平衡术。如果太“女性”，选民可能偏执地担心专业能力；如果表达出极为杰出的政治能力，选民反而又会抱怨不讨喜甚至咄咄逼人。换言之，女性政治人物在选民面前要呈现出的是足够“强大”，而禁忌任何的“强硬”或“强势”。

从心理学角度讲，按照美国西北大学心理系教授爱丽丝·伊格利（Alice Eagly）的说法，在选举政治中，男性候选人往往被选民认为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选拔性，即要具有竞争力和自信度，而选民会希望在女性候选人身上看到更多体现一些大众化的优良品质，比如和蔼、温和、友好，等等。言外之意，一个强势且冷漠的女性候选人一定是拱手让人的陪跑状态。不知道希拉里在2016年是不是看过类似的研究，要么就是她的那些强硬、女强人、不接地气的精英等硬伤式的形象实在是无法隐藏罢了。

谁更有竞争力？

回落到眼前的2020，沃伦如何弱化大学教授背景制造出的精英气儿，又怎样准确解释自己每次都要呼喊的“战斗”；同时，沃伦和吉利布兰德也要一起考虑如何运用好自己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的能力优势与鹰派劣势；而哈里斯得考虑怎样避免让选民对自己在应对犯罪上的“聪明”司法经验望而却步；克洛布查也必须应对关于其对下属过于严厉的控诉，或者塔尔希要好好讲讲自身反恐老兵的故事才行。总之，女性政治人物的示强，要比男性对手更加小心。

强大而不强势的要求，会衍生出一个比较特别的竞选要求，即对女性参选人而言，要尽量避免制造攻击对手的负面竞选，反而要着重凸显拿出务实政策方案的问题解决者定位。从这个角度看去，希拉里当年的竞选虽然并不缺乏各路政策规划，但她从一开始就似乎没有从问题出发、给选民一个自己当仁不让的切实理由，而是让人觉得这位前第一夫人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来完成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历史任务。而今，女性参选人能否在完成吸引女性选民的基本任务之外，再拿出一套足以替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当前政策的方案，应该才是最为重要的看点。

考虑到蓝领中下层群体仍旧作为两党争夺关键盘的事实，来自中西部边缘地带明尼苏达州的克洛布查或许具有不小潜力。值得一提的是，她在2015年出版的自传书名叫做《邻家参议员》（The Senator Next Door），似乎比其他几位女性对手同类型政见书名字上的“斗争”、“真相”或者“不再袖手傍观”等听上去更有亲和力、更加接地气吧。

至少现在可以说，要彻底击碎希拉里留下的那块已有裂痕玻璃天花板，民主党就需要一位完全不同于希拉里的女性政治人物，而且最好也不要把天花板的事儿天天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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