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没有“价值观”？他在访问亚太的外交话语里另有玄机

提起特朗普，我们似乎很难将他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外交”联系起来（所谓“价值观外交”，通常是指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外交政策，以影响他国国民价值观为核心的外交手段）。

的确，早在竞选时期，特朗普就是以“务实”相标榜，同时对奥巴马、希拉里等民主党领袖对美国价值观的强调嗤之以鼻。似乎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整日沉迷于人权、自由、民主的政客，空谈价值观，却忽略了美国国内产业的保护和升级，纵容了别的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侵蚀，并最终导致美国形成所谓“铁锈带”、产业空心化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特朗普的凌厉宣传攻势下，他给美国国内外观众似乎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在他的政府里，意识形态、价值观将不会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作为“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他将全力以赴打击贸易对手，迫使他们接受“更公平、互利”的贸易规则，遏制他们“继续占美国人民的便宜”。

在特朗普执政的这将近一年中，我们似乎还是比较欣慰地看到，他的确没有如其民主党前任那样动辄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气势汹汹地挥舞大棒，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他也没有像他曾经的总统竞选对手那样开口闭口不离美国价值观等冠冕堂皇的辞藻。然而，我们就可以据此断定，特朗普的话语体系和战略思维中没有“价值观”么？

特朗普没有“价值观”？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特朗普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尤其是他近日在APEC岘港峰会上的演讲，我们就发现，价值观在特朗普的外交方略中占有虽不是最重要，但依然独特而有用的地位，而且正被他以迥异于其前任的方式“创造性介入”全球与地区的安全与经济事务中。

我们以他在APEC峰会讲话的英文原稿为材料，做一点功课。搜索“自由”的两种英文liberty/liberalism和free，前者为零，从未在特朗普的讲话中出现，而后者free（及其副词形势freely，以及名词形势freedom）则总共出现了11次。

熟悉英语政治术语的读者应该知道，liberal或liberalism主要强调自由的政治含义，比较“专业”，词性较窄。相对而言，free的含义要宽广的多，除了和liberty类似的政治含义，在日常口语中，它还可以表示免费（譬如免费的午餐，但我们不可以说liberal lunch）。在经济上，它也可以表示自由竞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管制经济、计划经济等。

对比希拉里对liberalism、global liberalist order（世界自由秩序）的强调，特朗普弃liberty而强化free的做法，无疑是其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主张的体现。毫无疑问，特朗普对美国式自由经济、自由社会是赞赏的，但他坚持认为一些国家的做法破坏了公平，滥用了美国的仁慈，同时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市场的本质自由。

从特朗普的外交宣示来看，他在美国与别国的经贸关系方面所想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的核心，在于我们追求基于公平和互利的健康贸易关系。从现在开始，美国与其他国家或其他人民进行贸易时，我们希望伙伴们能忠实地遵循我们遵循的规矩。我们希望市场向双方平等开放，让私有企业而非政府规划者主导投资。”

以价值观推动的“印太话语”

尽管我们不能赞成特朗普有关别国经济以及企业威胁美国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夺走美国工人饭碗的观点，但我们必须认清特朗普及其阁员坚信此理的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特朗普的一个明显的话语策略就是将他所主张的“正确”的国际经贸模式与特定价值观相联系，然后用这种价值观框定他所希望团结的国家——譬如好盟友日本、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还有与美国同文同种、为其看守太平洋南大门的澳大利亚。此外，东盟的中小国家，看得出来也在其团结之列，都是统战对象。

为此，特朗普补充道：“还有，我们必须主张共赢的原则，例如尊重法治、个人权利、航行自由，包括开放的航道。这三个准则，这些准则，为志同道合的国家带来稳定、构建信任、安全和繁荣。”很明显，在这段话中，他又将安全议题（航行自由、开放航道）、价值观议题（尊重法治、个人权利）与他的经济主张——“共赢的原则”通过话语连接策略（discourse concatenate）捆绑在一起。

如此一来，一方面，将使一些因与邻国存在安全困境、边界纷争而对美国安全保障存在较大诉求的印度洋及太平洋国家，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默许其经济主张。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口口声声强调自由（free）、崇尚开放（open一词在特朗普的APEC讲话出现了10次，而且常常与free连用，譬如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开明大国从而攀上国际道义的制高点的同时，在无形中设下了精巧的话语圈套——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印太话语”的进一步安全化（securitization）、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有可能出现一套全新的、带有极强排他主义（exclusive）的地区乃至全球性经济贸易制度安排。届时，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只怕又将使地区从此多事，甚至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地区安全利益构成挑战。对此，真正谋求地区稳定、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国家当未雨绸缪，早做应对。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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