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她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她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一百岁后仍笔耕不辍，从容蕴藉；她乐观坚强，正直敦厚，把自己看得很“小”，却时时心念国家社会。

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105岁的杨绛与世长辞，先生却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纵然斯人已逝，而她的精神和作品，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 

一位把自己看得很“小”的大家  

“她这一生，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做学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点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感慨万千。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听力已非常不好。每当有人去拜访，她就只能用“笔谈”的方式交流，非常劳累。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为此还专门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

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后来，她道出了其中真实的原因：“我年纪大了，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轻人吧！”

“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从不昧着良心做事，从不伤害别人，低调地生活。包括去世这件事，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先生心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把他人和社会看得很大。”陈众议说。 

一位“点石成金”的翻译家  

“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对中国文学也很精通，可谓中西贯通。”在“专心做学问”的先生面前，年逾古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年轻后辈”。

杨绛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先生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薛鸿时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点石成金的故事：“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定\’。”薛鸿时说，“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钱、杨两位先生身边做“助手”的薛鸿时而言，追忆杨绛先生，是件令他心痛的事。“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

“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逢春节，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而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

年过百岁后，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还时时以祖国命运为念。

薛鸿时回忆：“有一次，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杨绛先生对我说，‘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薛鸿时说。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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