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电影的命运 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是在这儿一炮打响

柏林国际电影节

除了好莱坞电影，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影，都缺乏卖到全世界的能力。有些地方的电影在区域市场上有很强的渗透力，比如印度电影在南亚、西亚和非洲部分国家市场，韩国电影在东亚市场，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市场。中国电影如今拥有世界上第二的市场规模，可要是倒退三十年，那在国际上完全是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中国也能拍出不错的电影。有一个电影节，这时候起到了帮助中国电影破冰的作用，它于1988年将电影节的最高奖颁授给一部中国电影，震惊整个西方，从此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你猜到了，我说的当然就是柏林国际电影节（当时还叫西柏林国际电影节）和张艺谋的《红高粱》。

电影节诞生第一天就以政治为主题

1945年的夏天，电影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暂时消失了两个月。所有的文化场所都关门了，但衣食的匮乏也没能阻碍老百姓对娱乐生活的需求，那一年的秋天刚刚来临，歇业不久的电影院纷纷开张，奉献出两个小时的忘情投入和温馨空间，是电影给了风雨飘摇中的德国人最后一点卑微的温暖，即令国破家亡，德国电影人也在努力工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生的第一年，政府就对资助电影极为热心，他们想到要搞一个大规模的国际电影节，就定在柏林，须知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西柏林是嵌入民主德国的一块飞地，地理位置非常敏感。

从柏林电影节诞生的第一天起，政治就是压倒性的主题，电影艺术的交流完全不是考虑的重点，因为它是彻底的冷战产物。

对柏林电影节的创办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美国驻德的文化官员，他们一心要将电影节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柏林这个曾经的东欧文化枢纽，此刻成为西德民主复兴的象征。

1951年6月，西柏林举办了第一届电影节。因为预算不高，规模也不大，只有20个国家的来宾参加，这个被盟军炮弹摧毁的城市显然不是理想的旅游之地，所有人都对糟糕的天气和接待工作怨声载道。

奖项决定权交给普通影迷

听说要举行国际电影节，德国的电影人开始摩拳擦掌，他们很希望有机会找到海外投资和发行的渠道。这种渴望在百废待兴的德国尤其强烈，所以柏林电影节的本地化特色从创办伊始就十分突出。

各方利益交汇，最后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阿尔弗雷德·鲍尔，他担任了前几届柏林电影节的组织者。

柏林的电影业内人士起初也是欢迎电影节的，既是继承了柏林作为德国电影中心的文化遗产，也能让制片厂有利可图。但很快电影人发现柏林电影节并非想象中那么有利。西柏林当时有200多万人口，七分之一失业，剩下有工作的收入也非常低。

所以柏林电影节没法去和戛纳、威尼斯的豪华尊贵相提并论，他们不得已打出亲民、大众的牌，将上座率和普通影迷的参与度放到了重要地位，所以设置了露天电影、明星游行、签名大会的单元，特别是加上政治考虑，把露天放映场所设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想吸引东柏林的人来看（柏林墙1961年才修建）。

电影节放映了Hans Albers主演的《Nights on the Road》，Albers在德国很出名，他对东西柏林的观众都具有极大号召力，最后果然唤起了观众们共同的情感。

柏林电影节与众不同的另一点是把奖项的决定权交给普通影迷，从1952年第二届到到1955年第五届，都没有专业评委会。

但一开始的大众政治路线就遭到了电影人的激烈反对，有人说盲目扩大放映规模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不是电影节的正道，因为加映了一些收不回钱的场次，片方更不高兴。发行人说，普通观众对较为艺术化的电影接纳程度并不高，此举毫无益处，我们是在办电影节，不是什么白酒展销会。但这一回合最终是政治赢了。

本土电影逐渐参与电影节

得不到本地电影人的支持，必然难以持久。德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声明拒绝参加电影节活动，协会发言人表面上将不参与归于德国制片人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弱化的地位，他们无力和美国、法国、意大利竞争。

德国电影人在和电影节官方谈判是否参加的时候，提出为了拯救德国电影，除非政府提供减税优惠或者增加补贴。这个愿望落空了，为了表示安抚，组委会同意在第二届电影节设立一个特别单元，针对外国买片人和国际传媒，宣传30到40部德国战后几年中拍的好电影，帮助德国电影出口。鲍尔说电影节很愿意成为德国电影公司和国外买家之间的桥梁，向外推介国产片，他希望劝服德国电影人，柏林电影节不仅是外国影片的展台，一定也支持德国电影。

但事情并不顺利，鲍尔向德国经济部申请拨款被拒绝，计划中的单元搁浅，一些制片人只好自己出钱做了个小型展会，把最有商业价值的几部德国片推出去。因为缺乏政府的支持，效果好不到哪去，业内人的积极性被挫伤了，他们对电影节的坏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所以在最初的四五届电影节上，德国电影的参与率还是很低。这种局面直到好些年后，德国电影恢复了生机和信心，商业电影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大幅上升后才好转。

中国通过柏林在国际起航

1956年，柏林电影节被接纳为A类电影节，但其声誉却被良莠不齐的竞赛单元所削弱，影评人抱怨柏林好片子太少，品种太单一。

1958年，戛纳将金棕榈颁给苏联电影《雁南飞》，德国记者强烈要求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邀请所有国家参赛，不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在这点上，奥伯豪森电影节比柏林干得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来说，柏林电影节太过壁垒森严，直到1969年才把金熊奖给了南斯拉夫电影《第一次工作》。

到了60年代初，欧洲艺术电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峰期，柏林电影节顺应潮流，加大了改革力度，虽然依然延续了关注政治话题的传统，但终于慢慢摆脱美国人的幕后掌握，也越来越强调商业和明星的作用，电影节上的交易市场日趋繁荣，记者招待会、影人交流会热闹非凡，终于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了和戛纳、威尼斯并驾齐驱的三大电影节。

而柏林电影节和中国电影的关系，则在八十年代初悄然建立。这背后离不开一个德国电影制片人曼弗雷德·杜尼约克的身影。杜尼约克早在1979年就来中国，和上影厂、美影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国是国际上不多的还保留了染印法洗印技术的国家，他希望来中国加工电影拷贝。

《三个和尚》《红高粱》《香魂女》正是在杜尼约克的帮助下，前往柏林电影节参赛，荣获大奖。据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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