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不是小脚女人

□ 林芷

《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由张幼仪讲述，其侄孙女（张嘉铸孙女）张邦梅撰写。

书名是这么来的：前往欧洲与徐志摩团聚的张幼仪，每天都能感受到丈夫的冷淡和不耐烦。1921年9月，徐志摩一位也留学英国的女性朋友来访，客人走后，张幼仪忍不住点评了一句：她穿着西服，底下却是一双小脚，西服与小脚不太搭调。徐志摩顺势叫喊出来：“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那时他已狂热地爱上林徽因，每天早上心急火燎地跑出去等待伦敦来信。

张家人都说，张幼仪八弟张嘉铸那种幽默、谐趣的性情，颇似徐志摩。而她则偏于端方严肃、正经八百。张幼仪并未缠脚，但在徐志摩眼里，思想守旧、性情拘谨又没什么学识的她，跟小脚女人并无二致。

哥哥们都说徐志摩才气纵横，前途无量。他从小就有神童之誉，张幼仪的资质，当然逊色于他。何况，她出嫁后便囿于家庭，虽然也曾努力读书，但与一路升学、留学，在北平、美国、英国沐浴新风新知的徐志摩，在学问上的落差、观念与趣味上的分歧，不可以道里计。而他越是觉得她索然乏味，她也就愈发显得呆板无趣。张幼仪痛恨于这种局面，却又无计可施——她知道自己陈旧、贫乏，她愿意改变、追赶，她不愚笨也不顽固，但他对她唯有漠然，从不正眼瞧她。这段姻缘，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在《小脚与西服》里，张幼仪不仅回顾了她在婚姻里的备受冷落和离婚前后的痛不欲生，更要讲述她如何从泥泞、酷寒的绝境里挣扎着站稳，艰难跋涉——徐志摩逃逸、她在法国待产时便下定决心，不再只凭过去的价值观行事，要拥有自我，做“未来新式女子中的一员。”她也自我激励：作为一个没有缠脚的女人，一定要有张家人能够摆脱耻辱、重振旗鼓的志气，自立自强。

张幼仪是浸泡着三纲五常长大的，后来恰巧遭逢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潮。徐志摩因时顺势，宣称要成为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张幼仪起初虽然吃惊，却丝毫不以为意：自己孝敬公婆，服侍丈夫，还生了儿子，并未触犯“七出”中任何一条，绝无可能被休。

在德国离婚后，张幼仪独自待了三年，学习幼儿教育。她将自己的一生分成德国前、德国后两个阶段，“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她对张邦梅说，感谢徐志摩，如果不是离婚，可能永远没法找到自我，没法成长，也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张幼仪回国后，曾在东吴大学教德文，后来出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同时担任云裳制衣公司（张幼仪的八弟与几个朋友、包括徐志摩合办的）总经理。副总裁之类职位，起初固然得益于哥哥的人脉与帮扶，而张幼仪的独立、要强，也助她成为干练而有担当的职业女性。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反倒与张幼仪相处不错，来往密切。他回到上海时，经常到云裳制衣去看她，或去定制衣裤，他们的关系松弛起来，她毕竟是他唯一儿子的母亲（他们育有两子，幼子彼得夭折于德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做成了朋友，而徐志摩对朋友，向来是友善而活泼的。

假如没有离婚，张幼仪或许还是那个又局促又乏味、又碍眼又绊脚的原配。而这个曾经胆怯心虚的旧式女子，从阵痛中蜕变，在欧洲留学，拭去了“小脚女人”的满面尘灰，居然一身职业装，笃定地坐在办公桌前。

张邦梅问张幼仪爱不爱徐志摩，她说自己也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以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小脚与西服》讲述，张幼仪1949年从上海移居香港，1953年与一位医生结婚。1972年丧偶后定居美国，靠近儿孙。她活得很健旺，每天看报，做操，吃维生素，上老年课程，偶尔打打麻将，允许自己一年有200美金输赢。张幼仪活到88岁，将理性、节制的生活态度贯穿一生。丧礼上，亲友、邻居、教友都感念她的果决、能干、开放与活力。

当“五四”新潮驱逐千年旧浪，个体生命不同程度地领略、承受了时代剧变带来的欢欣或惶惑、新生或衰飒。曾经不知所措的旧式媳妇张幼仪，也不幸被激流狂涛打懵。幸运的是，她有力量将一颗残碎之心缝合、修复，重塑自我。除了家族支撑、个性坚韧，她也受益于新风尚的滋养和妇女解放的时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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