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枪上战场 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黄允文（前排右一）和战友在印度的合影（翻拍）张学明看到和远征军老兵们的合影，黄允文就会想起当年战场上的情景。1937年至1945年，为了保卫祖国不被日军践踏，乐山向抗战前线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兵员，总数达到10万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多岁，黄允文和张学明便在其中。在这些出川抗战的乐山人里面，既有像黄允文一样的热血学生，主动从军而奔赴战场，也有像张学明一样的青年壮年，作为壮丁征兵与敌人对抗。虽然出川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深知“国不保家不安”，在抗日战场上为抵御外敌而流血流汗。

寻找乐山的抗战记忆，我们走进这两位出川远征抗日的老兵的世界。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离家御敌？面对残酷的战场又有怎样的感受？在两位老兵的讲述中，看上去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的那场残酷战争，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壮丁参军】

“胆小鬼”成长为勇敢机枪手：“当兵就是要打仗，大不了死了也就算了”

张学明94岁中国远征军机枪手

我曾经被抓过两次壮丁，第一次被抓壮丁，我因胆小不想上战场而逃跑了，第二次被抓壮丁，我成为远征军机枪手消灭了不少敌人。

我于1921年出生在现市中区悦来乡，母亲和父亲在我几岁的时候先后过世，因为家中没有爷爷奶奶，所以我只有跟着继母。放牛、放羊、下地，从小我就要干各种活，年龄稍微大一点后，我就去乐山城里帮人拉船。对于父母过世的我来说，能挣口饭吃养活自己，平平安安活着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但是1938年，17岁的我却被抓了壮丁。在泸州纳溪训练后，我被送到贵州的部队当一名炮兵，由于害怕凶猛的炮弹，胆子小的我就偷偷逃掉了。

离开部队后我到泸州帮人拉船，结果又被抓了壮丁，而且也是送到贵州。这次我就没有再逃了，一方面是真的认命了，另一方面是那时候战争已经进行得很激烈了，需要我们上战场。就这样，我被分到76军24师71团3营8连，在贵州待了3年后，又在1944年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学兵总队炮二团，从昆明巫家坝坐飞机出发前往印度受训和作战。

抵达印度后，我们坐火车到加尔各答受训，装备和衣服都是美军提供的，训练内容包括步枪射击、机关枪操作、手榴弹投射等。训练三个月后，我成为了一名机枪手，到缅甸的南图等地和日本人打战。

上战场的时候，我的身上除了要带沉重的机枪和子弹，还要带上0.6千克一颗的手榴弹，必要的时候跟日军拼命。在南图跟日本人直接对战，我拿起机关枪不停扫射，枪管都打得发烫，过一段时间就要换枪管。这场战斗我们消灭了不少敌人，连之前一直觉得我们打仗不行的美国人，在这之后都不得不说我们厉害。

你要问我在战场上怕不怕？开始肯定是害怕的，但是当兵就是要打战，我们要是一直害怕，就只有等着敌人把我们消灭了，所以我也就不怕了。更多的大道理我也说不来，反正我当时只知道，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中国，杀那么多中国人，实在是太坏了，我们就这样跟他们打，大不了死了也就算了！

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看到战友去世，我的心里还是很难过。在缅甸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连着好几天作战，我所在的连队小半天时间就死了40多人，战斗之惨烈让我至今难忘。这场战斗中，我对着日本人射击的时候，对方的炮弹打来，泥土炸起来将我掩埋不能动弹，多亏我的战友将我拉出来，我才命大活了下来。

1945年日军投降后，我回到广西南宁。这时候我已经离开乐山太久了，十分想念家乡，便跟长官请假后带着文书一路往回走。但是回到老家后我才知道，我的继母已经过世了，我在老家没有一个亲人了……

没有再回部队，我在家乡务农、帮人打工，后来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人。以前我到河对面的关庙赶场，还经常跟年轻人讲一讲当年打日本人的事情，你别说，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呢。然而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腿脚也不便，我已经一年多时间没去赶过场了，偶尔想起来当年的经历，也只有跟家里人讲讲了。

【学生从军】

十六岁学生瞒着父母上战场：“读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年轻人应该参军”

黄允文88岁中国驻印军坦克兵

因为冯玉祥将军的一场演讲，16岁的我毅然离开学校，踏上了从军抗日的道路。

1943年，16岁的我在当时的乐山县男中读书。因为日军轰炸乐山，所以当时学校已经迁到了城外的毛锅厂，具体位置就在如今市中区牟子和关庙交界处，教室是临时搭建的，宿舍就是毛锅厂的厂房。

一天，冯玉祥将军到乐山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号召青年从军抗日。当时中国的多个城市已经被日军攻陷，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所以听完冯玉祥的演讲后，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读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给国家做贡献吗？年轻人应该去外面看看，应该去参军！

就这样，来不及跟井研老家的父母说一声，第二天我便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去报名参军。我至今记得，我们是从肖公嘴的码头坐船出发去的重庆，出发那天，乐山城的百姓们敲锣打鼓来欢送，全民一心、抵抗外敌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沿江而下，我们到达了重庆江北与鸳鸯桥的学生军教导一团。出发前，我没有跟父母商量过参军的事情，只是将我在学校的书本和行李拜托给同学带回老家，所以到了重庆之后，我赶紧给家中的父母写了第一封信。这时参军已成定局，父母也只有让我注意安全，但直到抗战结束回家后，我才听家里人说，当时得知我参军去上战场，母亲伤心地哭了好久好久……

在重庆训练几个月后，我们到昆明巫家坝机场乘坐飞机抵达印度汀江机场，在蓝姆伽编入战车第5营3连3排，接受美国教官的培训。战车营就是坦克营，我们的课堂就是在大树下挂上一个黑板，教官百森（音）用英文教，翻译再讲给我们听。战车驾驶、战车射击、战场救急、汽车驾驶、汽车维修、无线电通讯……我们每人都要学七八样，上午教官讲课，下午看电影学习，然后再去实践操作。

战车营的1营、2营、3营是作战营，后面几个营是补充营，当前3个营有损失的时候，就从后面几个营抽调人补充进去。所以1944年，我就被补充到了战车三营，正式上了战场。

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反攻缅甸了，所以与日军的这场战争就在缅甸八莫，全连的坦克都出动了。我们一辆坦克配备了4个坦克兵，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射手、一个车长，虽然各自有分工，但其实每个人把所有技能都学习了，这样一旦哪个重要位置发生意外，其他坦克兵能够立即补上。而我当时担任的就是车长，负责无线电与后方联系，指挥坦克前进、转弯、与日军作战。

我们操作的坦克有15吨重，战斗力很强，钢板有3.8厘米厚，日军的子弹打不进来。但是日军也狡猾，他们派人躲在树上，通过坦克上方的直径只有几十厘米的入口进行射击，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通过无线电沟通立即关上入口、做好防御。这场仗我们最后取得了大胜利，将日军击退。

战场是残酷的，但我却不觉得我们辛苦，因为对于我们坦克兵来说，在坦克里面作战算是相对安全的，在外进行直接对抗的步兵才最危险。所以作为坦克兵，我们作战的时候都是冲在最前面的，等我们攻击后，步兵再去作战和清理。但是，抗日战场上依然有很多步兵战士在跟日军的直接对抗中受伤，甚至牺牲为国捐躯。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乡，解放后考上五通桥的粮食学校，分配到了粮食部门工作。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当年和战友们在蓝姆伽的合影，虽然照片已经模糊褪色，但是当年那段抗战的经历，却一直牢牢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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