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 北京
近日,天津大学应用数学研究中心成立,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出席仪式。在表示祝福之余,院士们不约而同地提醒各级领导对这个新生的研究机构一定要有点耐心,不能急功近利。对此,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表示,学校会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探索适合的评价体系,给应用数学中心创造相对宽松、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环境。
正如李家俊感慨的那样,“不求回报,但反过来,真正的回报是很多的,科研工作最忌讳急功近利”,这是由科研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拔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如此浅显的道理,相信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领导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明知不科学还要急功近利地去指挥科研工作,不是因为一些领导没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而是因其脑袋被屁股指挥。没错,不急于求回报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回报,但问题是,这需要以长时间的没有回报作为“代价”。而在现行领导任期制下,一些领导想不急功近利很难。在自己任期内的努力没有得到成果性的回报,意味着在“默默无闻”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一些领导面对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做出急功近利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醒领导面对科研工作要有耐心、不要急功近利,出发点固然很好,但效果如何,得打一个大问号。即便相当一些领导一开始有耐心,但在其后的政绩焦虑中也免不了会逐渐失去原本的耐心,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或许有人会说,要改变这种局面很容易,只要改变领导的政绩考核标准即可。但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期待,姑且不论这样的政绩考核标准很难科学地设计出来,仅作为行政的政绩考核和作为学术的科研之间的格格不入,就已经证明此路不通。
其实,科研过于急功近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领导没有耐心,而在于没有耐心的领导有干预学术的权力。原本属于学术自治范畴的科研问题,一旦成为一个行政问题,就很容易偏离科研自身的规律性轨道,走入学术“大跃进”的歧途。一个最有力的例证是,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另有统计显示,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与其要求领导有耐心,不如给予学术以尊严。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功,有赖于一个自由、宽容及学术研究者的尊严得到应有保障的制度环境,使科研工作者能够摆脱行政权力的干预,按照自身的逻辑健康发展,只有“行政的归行政,科研的归科研”,科研急功近利的局面才能得到有效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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