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立法是大势所趋 □杨于泽

如何规范公务员的日常言行，避免失德失信等行为，不应只靠学习、教育等手段，还需要法律的铁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市委组织部长韩立明近日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建议，呼吁就公务员官德问题立法，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规范公务员日常行为。(3月12日《扬子晚报》)

巧的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牟新生近日在大会上指出，现在“整个社会柔性有余、刚性不足”。就是说，道德提倡多，真正践行少，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痼疾。从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到孙中山题写大量“天下为公”匾，官德被政治人物挂在嘴上，但很少化为官员们的日常行动。价值标榜无比崇高，践不践行非常自由，结果就是“空对空”。

公务员受人民之托，掌握国家的财权、人事权与其他管理权力，其行为必须内在地符合人民期待，符合一定的伦理道德要求。对公务员伦理道德进行立法，就是使“柔性诉求”化为“刚性约束”。道德立法的结果，是公务员践行道德的自由度变小，基本的道德要求化为外部强制，公务员从此“身不由己”，权力的品质将获得一种基本保障。

道德法制化，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但环顾世界却一点不新鲜。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公务员伦理立法早已实行，并形成完整体系。美国卡特政府1978年制定并经国会批准了《美国政府伦理法》，规范公职人员的财务公开要求、利益冲突等。1989年，美国又颁布《政府伦理改革法》，为公职人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伦理标准。

官德立法，目的是将限制官员作为官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变官德自律为他律。道德本来是强调自律的，践不践行道德，能够做到几分，主要靠个人自觉，他人不便强求。但官德有其特殊性，官德关乎公权力的行使。官员行使公权力，必须满足服务人民、公开透明、诚信、公正的要求，这是社会对公权力行使的内在要求。高标准得靠官员自觉，但基本的道德不能由官员自己说了算。

长期以来，我们将官德混同“一般群众”的道德修养问题，经常在提倡，效果靠“觉悟”。由于践行操之在我，一些官员在金钱美色诱惑下放弃了基本原则，官德被架空。比如我们提倡“勤俭节约”，每年“三公”消费却以千亿元计。而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财政预算、官员的“三公”消费是受法律约束的，谁敢越雷池一步，轻则遭纠弹，重则身陷囵圄。日本东京都只有15辆公车，韩国首尔市政府只有公车4辆，这就是官德法制化的结果。

现在我们面临一项历史任务，就是规范权力，而主要方法就是“法律之治”。过去提倡“大公无私”、“勤俭节约”，也出现过很多焦裕禄式好干部。但现在搞市场经济，各种利益诱惑、公私冲突前所未有，政府需要对官员实行刚性约束，确保公权力的行使符合人们的道德想像。官员是道德的，政府就有了道德感召力，治理就可以“不令而行”。也就是说，官德立法既造福人民，又使政府受益。 （据3月13日《珠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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