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在寂寞中绽放

新出版的《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作为“·非虚构”文丛中的第一本，共收录了53篇散文作品。作者讲述童年故事和成长经历，讲述文学之路，并从女性角度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对社会及生活本质进行了探讨。文字美丽隽永，况味悠长。一本书引出一个人，让我们来看看的另一面……

【出人意料】

在文字世界中，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字世界的“匠人”。“匠人”这个词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一直以来，文字对于她来说都意味着一种心态上的仰视，而非艺术家式的恣意挥洒。“为了进入它（文字世界），人们必须像一个勤劳的、刻苦的、严谨的工匠那样不懈地工作。”她在文中这样写道。王安忆对于文字的精细雕琢细致到人名应该如何起，各地方言的韵味特色应如何表现，而在情节与结构上更是泾渭分明、严格规划。

在现实世界，王安忆留给很多人的印象多少也是带些高傲，至少是不随性的。多年来，与喧嚣浮华的世界保持疏离，对于外界的关注则怀有一种警惕。这一点，从她当选作协主席的那一年更加勤力地写作，以及很少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亦可窥见。在她的许多同行、朋友笔下，王安忆是一个宅女，不喜出门、语言简断、不爱应酬，同时，对陌生人不苟言笑。

然而，写作严谨、生活中不苟言笑的王安忆在这批散文中却透出了柔软、诙谐、实实在在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意外的。

《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中的有些文字尤其俏皮、轻盈，与王安忆在小说中的表现大相径庭。

尤为有趣的《烧鸭子》一文，王安忆是这样描述自己烹饪之前的豪迈雄心的：“最初的失败遭受了无穷的羞辱，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不仅是技术上的，还有舆论上的，终于得到认可。然而，仅至于一些炒菜，小道而已，大的作品还未上手。除夕的早晨，我决定烧一只全鸭。”接下来对死鸭子的描写，王安忆又抛开了轻盈转向了细腻沉重，这或许也是作家对于“死亡”主题的敏感。正在担心轻盈文字将不复再现的时候，文中的那只鸭子终于下锅。作者于是开始了烹饪过程的描绘，倒又转向了绘声绘色、幽默可爱。最后，王安忆写道：“我烧了一只鸭子，我愉快地想道。我烧了一只全鸭，我更愉快地想道。”令人莞尔的文字中，一个乐活主妇跃然纸上。

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于中国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的文学作品摒弃现实功利性杂质，将人置于广袤的时空背景中，在人类意义层面展示人的价值内涵，使价值求索具有了终极追寻的意蕴。

王安忆的主要著作有：《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纪实和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等，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等，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我们家的男子汉》一文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书。

王安忆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王安忆的小说，多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她注重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挖掘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她的早期小说多感情抒发，近期创作则趋于冷静和细致。我们从王安忆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她赋予故事中人物“英雄性”，表现人物美和善良的方面。她以敏感和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故事微妙的气氛发展以及人物的心理变化，细腻精准。她的作品讲的是平常故事，柴米生计，可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同时作品中时刻有女性的温柔体现，连同谨慎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她作为文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存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是王安忆第一本带有自传意味的散文集。这个总是躲在文字舞台背后的人用文字挑开幕帘，亮出“后台”的一部分。她饶有意趣地将日常生活娓娓道来。而不再是庞杂故事的讲述者、文学理论的讲授者。

在“后台”徜徉，自然会不期然遇见前台那些似曾相识的景象。慢慢地，那个流光溢彩的文字世界构筑于怎样的物质世界之上，便进一步了然。不仅如此，每个个体的冷暖都不是孤立的，王安忆自出生至今的经历，那些与她处于同时代的人或多或少会感同身受。

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家庭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得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作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本版图片作者请及时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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