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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揭露韩国“N号房”事件的她们 卧底两个月 常常看完视频吃不下饭

来源:成都商报 2020-04-13 01:15   https://www.yybnet.net/

新闻回放

3月25日,韩国警方把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聊天室性奴役案主要嫌疑人赵主彬(音译)移交检察机关。

据报道,赵主彬现年24岁,涉嫌诱骗至少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女孩)拍摄色情影像,胁迫受害者把那些影像分享至他在“Telegram”软件设立的聊天群,即所谓“N号房”。“N号房”实行会员制,警方调查发现大批会员为观看那些影像至少支付150万韩元(约合8633元人民币),经由加密数字货币付款。

去年9月以来,韩国警方共逮捕124名性奴役嫌疑人,其中18人关联“Telegram”聊天室性奴役案。(新华社)

最近韩国曝出的“N号房”事件,犹如一声惊雷,震惊了全球。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最先将这起发生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中的性剥削案件揭露于众的,是一个由两名女大学生组成的报道团体“追击团·火花”。

去年7月起,她们开始潜伏到包括“N号房”在内的Telegram秘密聊天室中。经过两个月卧底,搜集并掌握了大量“N号房”性剥削证据,为警方查获“N号房”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巨大帮助。

虽然“N号房”其中的“博士房”主要犯罪嫌疑人赵主彬(音译)已落网,但这两位幕后功臣——刘瑞丽和郭安妮,却仍生活在害怕被威胁报复的不安中。近日,她们接受了红星新闻特约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卧底背后的故事。

采访报道数码性犯罪问题 两女大学生卧底潜入“N号房”

刘瑞丽和郭安妮目前分别就读于韩国两所不同的高校,进入大学前,她们便立志成为优秀的新闻媒体人。两人相识于社交媒体脸书上举办的一次大学生记者联席会,因志趣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

两人的卧底行动,要从去年6月底说起。刘瑞丽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Korea News Agency Commission)上,发现了一个“深度报道”征集活动。于是,她立即联系好友郭安妮一起报名。

郭安妮称,“此前,我们一直在采写新闻,像兴趣团体一样。”因对研究数码性犯罪问题一直有兴趣,看到该活动后,两人希望对数码性犯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采访,因此报了名。

经过层层选拔,两人被选中,开始以卧底身份进入Telegram“N号房”。刘瑞丽称,她和安妮通过一个链接直接进入“N号房”通道。“通过这个链接,不仅可以看到博士房,还能看到很多其他房间里的内容,我和安妮经过考虑,同时也和活动负责人商议,决定先报警,然后再进行卧底。”

据“追击团·火花”介绍,“‘N号房’里的人把多名未成年人的性剥削视频分别放进8个不同的聊天室。‘N号房’房主让一个代号为“甲”的人威胁未成年孩子制作性剥削视频。房间从1号到8号,每个房间有3名以上未成年的视频,最多的房间有将近11名未成年人的视频。因为房间多,所以称为‘N号房’。”

曾试图帮助受害人

对方尖叫着挂断了电话

一进入“N号房”,里面的一幕幕深深刺痛了两位女孩的心。她们说,“同样身为女性,第一次看视频时,心非常的痛。”据悉,“N号房”里的视频,有用圆珠笔或者凶器给身体涂鸦或造成伤口的性剥削影像,也有受害者被强迫哭着拍出的影像等。Telegram的聊天室里有数万人,刘瑞丽称,卧底时她非常担心自己周围也隐藏着“N号房”的使用者。

但对郭安妮来说,卧底的两个月里,安全并不是她最担心的问题,“警方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我们搜集到证据就会马上传给警察。”

郭安妮称,自己有时整晚都无法入眠,甚至因为搜集证据,不得不观看一些视频,“我常常会在观看完视频后吃不下饭。”

一位代号叫做“watchmen”的人,是“N号房”的经营者之一。某天“watchmen”在房内公开了一名受害人的个人资料、手机号码以及照片,并把这些信息直接放到公告栏里,进入房内的人都可以看到。

看到这里,两人忍不住想救助受害人,她们试图直接联系对方。然而,或许受害人接到了太多的电话威胁与骚扰,在接起电话后,还不等她们说话,受害人就尖叫哭泣着挂了电话。待她们再打过去时,受害人的电话已经关机。

刘瑞丽称,“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第二天试图再打过去时,被告知已经停机。我想可能是因为受害者更换了手机号码。”

据她们透露,在Telegram软件里,“N号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像“N号房”这样的聊天室非常多,一天都有好几万个,使用者预计能达到20多万人。目前,她们也只确认了十几个聊天室。

郭安妮表示:“我感觉这些人,有的是把‘N号房’的影像储存起来了的。所以即使现在\‘N号房’已经关门了,以前的视频也会在其他房间被重新共享。”

每天花4~5小时搜集证据

韩国警方对她们启动人身保护

卧底调查期间正值暑假,刘瑞丽和郭安妮并不需要去学校上课,但两人日常会出门购物或去一些公共场所。

刘瑞丽称,每天花大概4~5小时搜集证据。她表示,“如果一直待在家里做这个事情,我大概会精神崩溃,所以我也会通过运动或者与朋友见面,来舒缓和平复心情。虽然不能透露给朋友。”

郭安妮则努力营造一副很平静的样子,“因为父母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调查,再加上我和父母是住在一起的,我也不想因为我的选择,让父母担心。”

2019年9月,“追击团·火花”登载新闻“买未成年人淫秽物品吗?揭Telegram非法活动”,此报道获得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深度报道奖。同年11月,《韩国民族日报》通过联系“追击团·火花”,开启“Telegram中泛滥的性剥削”系列报道,引起社会热议;同年12月,举报Telegram性剥削的“ReSET”项目设立。

2020年1月,韩国开启“为了解决N号房间的国际共助搜查·青瓦台国民请愿”,这是“N号房”事件相关的首次青瓦台国民请愿;同月,韩国开启“为了解决Telegram中发生的网络性犯罪的国会国民请愿”,获10万人以上同意。

2月,“追击团·火花”向包括韩国MBC新闻、SBS新闻在内的更多新闻机构爆料了“N号房”事件。“N号房”事件自此在韩国乃至全球引发重大关注。

据悉,《韩国民族日报》的记者在发布相关报道后,曾遭受威胁。但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她们并未遭到来自“N号房”的威胁,或许是因为隐藏了身份。但安全起见,韩国警方对她们启动了人身保护。

虽然两人是“N号房”事件的最初报道者、举报者,但她们告诉记者,“我们希望数码性犯罪文化可以彻底解体,以Telegram为基础的性犯罪只是数码性犯罪文化中的冰山一角。”

3月23日,“追击团·火花”在YouTube上传了第一个视频,讲述了成立该团体的初衷,两人透露,除了“N号房”,她们还在着手调查“熟人欺辱房”、“Deepfake房”等数码性犯罪的聊天室。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瑞丽和郭安妮系化名)

红星新闻特约记者

张籍匀 发自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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