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慰安妇怪圈”死结何在

1月10日,韩国民众聚集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游行抗议,要求取消《日韩慰安妇协议》。本周,曾经因《日韩慰安妇协议》的签订沉寂一时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再次发酵。继韩国政府对该协议做出“无法解决问题,但不会要求重谈”的暧昧表态后,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关日本应向“慰安妇”真心道歉的声明不可接受。

作为二战的历史遗留问题,日韩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博弈让很多旁观者看不懂:为何本应理亏的日本如此理直气壮?又为何明明占理的韩国反而纠结而暧昧?半个多世纪以来,日韩之间一再声明要“永久解决”的历史恩怨,又为何至今仍纠缠不清呢?

本报记者王昱

“买断恩怨”的协定

两个彼此关系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正式建交时,一般都会签订相应的协议或公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如此才好谈日后的交往。类似的协议,日韩之间也有,只不过这份协议不仅名字怪异,还被不少韩国人视为“国耻”,这份协议就叫《日韩请求权协定》。

什么叫“请求权”,这个概念其实要算是日本外务省独创的一项“专利”。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立刻命令日本外务省对如何赔偿战争受害国的问题进行“检讨”,并且为这项研究定下了基调——力求一次性、完整而不可逆地解决战后遗留问题。

在该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外务省从民法中借来了“请求权”这个字眼,用来指代亚洲各国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日本外务省的思路是,日本需要向这些国家“赎买”这种请求权,以便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日本在其后与各国签订的战争赔款协议中,都喜欢强调该协议“完全”、“最终”或“永久而不可逆”地解决了两国的历史问题。

吉田茂的思路透露出了一股日本政客特有的精明。他很清楚,战争责任这种事情,拖得越久,给两国关系造成的损害就越大,因此宁可一次性多赔一点,将问题一举了结,也不应让它成为日后永久的外交负担。

但问题在于,战争造成的创伤和民族恩怨,真的能通过一次性“赎买”一笔勾销吗?基于这一思路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就打了日本政客们的脸。

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签订,该协定规定,日本将一次性提供给韩国5亿美元资金(其中包括2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3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完全且最终地解决”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将日韩政府间、民间的赔偿请求一笔勾销。

5亿美元在今天看来并不多,但当时相当于韩国两年的国家预算。日本政府肯拿出这样一大笔钱,显然是想要彻底了结日韩之间的历史恩怨。而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愿意接受该协议,其实也有自己的考虑——当时的韩国百废待兴,急需一笔资金“救急”,启动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在此背景下,这5亿美元无疑是雪中送炭,韩国用这笔钱搞了浦项制铁、仁川制铁、大韩航空、大韩运输等一系列国企,韩国经济正式开始起飞。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日韩和解本应是一段佳话。但很快,反转就来了。

一再往复的死循环

《日韩请求权协定》暗藏着一个巨大的软肋:身为独裁者的朴正熙在签订该协议时压制了韩国民间的不同声音,而其所得的赔款被直接用作建设国企而非改善战争受害者的生活,此举因而饱受韩国民主运动人士的诟病。尤其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少韩国人开始认为当初向日本要求的赔款太少了。因此,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要求政府与日本重谈赔偿问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但这时,韩国却遭遇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日韩请求权协定》中明文规定,无论韩国政府还是民间的赔偿权利都随着日本对韩国的那笔金援一笔勾销。根据外交上“禁止反言”的准则,韩国政府无法公开撕毁这份条约,无奈的韩国民众只能将气都撒在了朴正熙身上。2005年韩国亲日历史调查委员会公布的“韩奸”名单中,朴正熙赫然在列。

不过,《日韩请求权协定》有一个漏洞——它对当时尚未引起重视的“慰安妇”问题语焉不详,未作出明文规定,这个漏洞让韩国政府和民众看到了希望。1991年,支援“慰安妇”的公民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简称“挺对协”)成立,此后其影响力不断增加。

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和韩国总统卢泰愚的首脑会谈中表示了对“慰安妇”问题的道歉和反省。1995年7月,日本政府以民间捐助的形式成立了“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到2007年该基金会解散为止,一共向285名原“慰安妇”提供了每人约200万日元的赔偿金,并附上日本首相的亲笔“道歉信”。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会谈中接受了日本对韩国的道歉,并约定韩国政府今后不会再提出历史问题。

至此,日韩之间似乎又迎来了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契机,但无论韩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韩国民众想借“慰安妇”问题向日本讨还的,不仅仅是这一笔血债,而是被《日韩请求权协定》名义上一笔勾销的所有“请求权”。

因此,日韩政府间的决议再次被民意反转。金大中之后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和李明博虽然都在上任时表态遵守承诺,“任内不再提及历史问题”,但最终都在民意推动下转变了态度,要求日本对“慰安妇”道歉并赔偿。

从这个角度上看,从朴槿惠签订《日韩慰安妇协议》宣称日韩“慰安妇”问题得到“永久而不可逆的解决”,到文在寅再次否定前任的做法,韩国政府不过是将那段再三上演的历史又重复了一遍:从两国政府签协议,到民众不满、逼迫政府改口,再到两国重新达成“最终共识”。“慰安妇”问题对于韩日两国来说,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日本“聪明反被聪明误”

抛开“日本认罪态度不好”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谈,日韩之间的“慰安妇”问题之所以难解,至少还有三个原因:

首先,韩国在处理“慰安妇”问题时,始终有民众怨气向谁发泄的困扰。由于韩国将日本最初的赔款用于经济发展而非直接惠及民生,韩国民间始终积蓄着战争创伤未获补偿的怨气。从朴槿惠签订《日韩慰安妇协议》后遭遇的反对声浪不难看出,如果韩国政府不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那么这股怨气就会由日韩外交问题转向韩国内政问题,最终搞得局面无法收拾。而在内政与外交之间,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府一定会优先解决内政。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韩国政府不惜一再推翻之前的协议,重提“慰安妇”问题的原因。

其次,韩国确实存在强调被殖民苦难历史的客观需求。很少有人注意到,韩国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其实十分微妙——从国家整体而言,它的确是受侵略的受害国,但在战后,却有大量“韩裔日军”作为战犯受审。据统计,战后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列为乙、丙级战犯的“韩裔日军”就有148人,其中23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大量如朴正熙一般曾担任日军或伪满洲国军官,却在战后逃过审判并成为韩国社会中坚力量的人物。这层历史底色,让韩国必须与日本保持距离,以防止被其他受害国视作日本当年的“帮凶”。所以,韩国强调其遭受战争苦难的需求比其他受害国家更为强烈。在韩国政界,一直有人主张“韩国应该是最后一个原谅日本的国家”,这种声音看似意气用事,实则有很深的政治考量——唯有如此,韩国才能与日本“划清界限”,明确其受害国地位,凝聚民族共识并打造国际形象。

最后,日韩“慰安妇”问题久拖未决,也凸显了日本当年“赎买请求权”思路的自作聪明。对于历史上的战争罪责,日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付一笔可观的赔款就可将其“买断”,让别国既往不咎。殊不知,这样的思路反而激发了受害国民众更大的怨气。如今,韩国之所以揪住“慰安妇”问题不放,反复与日本“斗争”,恰恰是因为它关于那场战争的其他大部分“请求权”已经被迫“一笔勾销”了,只能在“慰安妇”问题上“找补”。而这样的纠纷,其实反而让日韩两国都更加难受。

事实证明,两个素有恩怨的国家若真想放下历史,仅靠精明的外交算计是不够的。只有当日本拿出充分的诚意,真诚道歉时,那一页历史也许才会“永久而不可逆地”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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