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所尉文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举世无双

【编者注：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本专题精选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进行专访，以回望30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声锣响，敲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这位敲锣人就是时年35岁的尉文渊。1990年的6月底、7月初，年轻的尉文渊自告奋勇接下了建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务，“没想到无意之中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过程”。

怎样建立一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没有经验可循。“当时我不知道是从哪下手，经过好多天的迷茫，我慢慢理出了头绪，应该先找一个场地，因为有了这个场地，就有了一个出发点。”其他还包括交易所的章程、上市的规则、交易的规则、清算体系、清算办法，会员管理办法等等，尉文渊全部亲力亲为。证券交易的基本要素上市公司、会员公司、投资人等的建设，也是从0开始。

回忆那段岁月，尉文渊最为得意的就是前瞻性地采用电子计算机撮合交易体系。“其实它开创了中国金融信息化、电子化的历史。”

时间紧，任务重，没日没夜的半年奋斗之后，肿着脚、发着烧的尉文渊，对着那面600块钱买来的铜锣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顺利开业。当天晚上，尉文渊就进了医院，休息了一个半月后才再次回到工作岗位。

上交所开业后，尉文渊没有选择功成身退，无纸化、“T+0”、放开涨跌幅、创办证券刊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都在他的力推下面世。

“可以这样讲，不仅是我，包括当年我们那一代人没人会想到中国资本市场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回顾过往30年，尉文渊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就是坚持改革与发展。第二是拥抱现代科学技术。第三是监管体系的保障。

以下澎湃新闻记者与尉文渊的采访实录（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您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的亲历者，是在怎样的契机下接下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任务？

尉文渊：我是1989年年底从北京调到上海工作的。当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是我的大学老师，知道了以后说你到我这儿来。因为我刚刚进入金融业，用现在的话语来讲是个金融菜鸟。

正好在1989年的年底，提出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一议题。人民银行抽了三个干部去做相关筹备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件事与我无关。

到了1990年的5月份，当时朱镕基同志出访，在境外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向全球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朱镕基同志宣布以后，筹建工作一下就变得紧迫起来了。

我听说这个事后随口跟领导提出，如果需要，我愿意去承担筹建交易所的工作。在我的理解那是个筹备工作，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和劳动。而我刚刚到人民银行，我也想做点成绩，我就抱着这么个心态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创造历史，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一开始分管我们部门的副行长拒绝了我。后来是龚浩成行长听说之后找我谈话，同意了我的想法，并给我交代了两点。第一，把它建起来。其实找我谈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90年的6月底、7月初，也就剩半年时间。第二找好接班人，将来回人民银行，另有重用。我也没想到去了以后，一方面工作任务这么繁重，也没想到无意之中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过程。

澎湃新闻：你认为当时为什么会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回顾历史，当时中央做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定，并且将建立证券交易所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方法来筹措浦东开发开放需要的资金，向全球表明中国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讲中国资本市场的“助产士”。

澎湃新闻：建立一家证券交易所，当时国内可以说是无经验可循的，如何一步一步克服难关？

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由李祥瑞（注：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贺镐圣（注：时任上海体改委主任）和龚浩成（注：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3人组成了领导小组，具体筹备工作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我是1990年7月3号上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的组长，组里连我一起5个人。

当我真正上手了以后，感到非常茫然。怎么去办一个证券交易所，我可以讲当时中国没人懂，上海没人懂。

当时我不知道是从哪下手，经过好多天的迷茫，我慢慢理出了头绪，应该先找一个场地，因为有了这个场地，就有了一个出发点。经历了艰难的寻找，我们最后选定了浦江饭店这个地方。

其他还包括交易所的章程、上市的规则、交易的规则、清算体系、清算办法，会员管理办法等等，包括交易所内部交易流程中间大量的单证、表格，都要从头开始制定。不光是交易所本身，我们还要帮会员公司，也就是证券公司去构思怎么开展业务。所有的事物全部要重新搞，因为是0起步，花了很大的精力。

另外，交易所要开展交易，上市公司、会员公司、投资人这几个要素必须具备。我们东拼西凑出八家上市公司，其中七家是上海的，还有一家是浙江的，这就大家所说的“老八股”。再说会员公司，当时上海一共只有几家证券公司，我们把几大专业银行的信托公司全部拉进来，又拉了上海5家很小的城市信用社来充当会员。

澎湃新闻：您当时选择了使用电子计算机撮合交易系统，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超前，是怎样想到要使用这样一套系统的？

尉文渊：一家交易所，选择怎样的交易方式，这个是核心问题。

一开始倾向性的意见是搞传统的口头竞价交易。当然，基于我们当时的能力、经验、时间、视野、知识，坦白地讲，去拷贝、模仿其他交易所，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我感到我们新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可否不要去重复那些“老古董”，现在高科技发展那么快，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我听说过国际上有电子交易系统，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搞？可以讲，这是个比较“奇葩”的想法，因为当时的银行也只是用些简单的计算器，甚至打算盘。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是我比较坚持，并表示要从向人民银行借来的500万筹备经费中拿100万来搞电子交易系统，搞失败了，我来担责任。

我对电子交易系统完全基于一个理念，当时这样提了以后，不知道到底搞不搞得成。所以当时我们筹备的时候，一方面要搞电子计算机的交易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还仍旧是按照口头竞价的模式在做准备，必须保证有一个交易方式。

结果口头竞价交易模式的准备做不下去，没人懂这个方式。所以当时筹备工作的时候，口头竞价模式虽然纳入计划，但是走不下去，实际就压在了电子计算机的交易体系上。

其实我本人根本不懂电脑，必须要找些懂行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很偶然的碰到了谢玮，当时他是财经大学的一个助教，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而我并没有其它的选择，既然他愿意搞，就把他借调到筹备组，负责电子计算机体系的开发。他要我回答很多问题，比如多少上市公司，多少个交易终端，每天多少笔交易，多大金额等等，我都回答不了。最后逼得没办法，拍着脑门说30个交易席位，一天3000笔交易……

再说到股票代码，上交所代码是600开头，怎么来的？当时也有被问到股票代码几位数？6位够了，上海的电话号码就是6位。那怎么编呢？当时上海正好是把电话号码从6位升到7位，在所有电话号码前面加个6开始。那股票代码也从6开始，模仿他们。就这么来的。

筹备工作的重点还是压在计算机系统开发上，没日没夜，从提出这件事到12月19号开业，大概三个月左右时间完成了开发。一直到开业的那天凌晨都还有好些工作要做，都是通宵抢出来的。这项工作的完成，它开创了中国金融信息化、电子化的历史。

当时，深圳也在筹建证券交易所，起步比我们早很多。他们做了一个分布实施的计划，到第5步才过渡到电子计算机交易。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步跨越到位，对深圳的影响非常大。后来深圳交易所正式开业是1991年的7月1号，他们也跟上海一样，完成了电子交易体系的开发。

后来无纸化、T+0等很多市场的创新与发展都跟此有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基础。所以，如果讲总结中国资本市场发展30年的经验，我认为大胆拥抱现代科学技术是很重要的一条。

澎湃新闻：设立之初，交易所就制定了涨跌停板制度，初衷是什么？现在涨跌停板已经部分扩大到了20%，您如何看待？

尉文渊：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为了办一个社会主义的交易所，防止有人兴风作浪、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在交易制度上面实行严格的涨跌停板制度。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当时下手比较狠。一开始是每日5%的涨跌幅，后来越收越窄，直至千分之5。这还不算，如果股票当天没有达到相应的交易量，也不能涨。当时股票的供求关系紧张，上市股票很少，公众投资积极性非常高，供求失衡必然导致价格的上涨。

不合理的涨跌停制度，表面上看市场很稳定，但是把交易给管死了，场内没什么交易，而场外出现了黑市。

变化是从1992年初开始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取消了股票的涨跌停制度。相关领导在一次会议上也谈及此事，表扬了深圳放开股价，批评了上海。当时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领导都讲这个话了，市场也有强烈的呼声，深圳放了我们也能放，所以我们就着手放开股价这件事情，但是阻力很大。

那个时候交易所自主性比较强，最后我自己拍板决定，先从放宽涨跌停幅度，到最后5月底把它完全放开。我同时给当时市领导写了信，出了问题撤我职务。放开的当天，上证指数涨了快一翻。从此之后，上海股市就完全进入了自由交易的时代，一直到1996年底。

现在全球大概还只有中国股市是实行比较全面的涨跌停制度。从历史上来看，上海、深圳交易所都实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由交易，当时发生很大的系统性风险。现在，大家认识上有了变化，已经在一些板块上或是取消，或是放宽了涨跌停幅度。

澎湃新闻：股票交易T+0的问题，直到现在也是一大争议，A股市场中唯一一段全面“T+0”交易也是在您在任时推出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革过程？

尉文渊：T+0这个制度我是始作俑者，后来我也因此受到过不少非议。

交易所刚设立的时候，我们研究怎样来做交收。当时成交是通过交易所，不知道对手是谁，买的人把钱给交易所，卖券的人把股票也交到交易所，然后再去由交易所作为中枢中转，我们叫做中央交收。

算来算去，确定了T+4的交收制度。也就是说在交易完成后的第4天才能完成资金和股票的交收。但实际的结果T+4也做不了。因为股票的实物交收是很麻烦一件事情，还要做过户、做背书，然后再传递出去，有的股票最后不是T+4，甚至丢失都有。

交易所开业当天我就住院，我大概一个多月后回到交易所上班，第一眼就看清算部那里忙得一塌糊涂，股票堆得满桌子都是，在那做配对。

后来，由于我们搞了无纸化，完全取消了股票实物交收，使市场效率大为提高。交收时间从T+4一下子跃升到T+1。这已是国际上最快的。

T+0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在1992年年底，为了解决计算机体系不堪重负的问题，我们做系统升级。由惠普公司承担升级工作，请了一个外籍工程师编写软件。当软件编的差不多了，外籍工程师跟我讲，这软件可以做到即买即卖，问我需不需要这样做。我一听，这不是T+0吗？

尽管我当时年轻，思想很开放，但也难免担忧T+0会不会形成高频次的交易，过于投机了？为此，我几乎一晚上没睡觉，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我换位，站在投资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显然T+0的交易制度更具有便利性，也有利于投资人保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市场效率也可以大为提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也克服了自己内心原来长期形成的所谓防止过度投机等的观念。

为此，第二天一早我与李祥瑞理事长进行了电话的沟通，将T+0这个事确定了下来。

上海股市的T+0制度实行了近两年的时间，市场并未发生什么大问题，交易比较顺畅。但是质疑声一直有，诸如鼓励投机、不符合国际规范等等。最终又被改回了T+1。

20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有一部分的证券交易已经采用了T+0制度，加之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觉得时间不会太久，总要走到这一步。

澎湃新闻：在建设证券交易所这一重任完成之后，您最后为什么选择了留在交易所？

尉文渊：我当时没有面临选择，领导当时跟我讲过，将来要回来。但是把这事情弄起来以后，自然而然地给它做下去。所以这个工作从筹建开始到我离开，5年多，一开始只是完成这件任务去做这个事，后来产生感觉了，觉得这个工作意义重大，挑战也很多。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适应这个工作。

一开始是偶然的毛遂自荐，到了最后我就觉得如果这份工作不干了，其他工作我都不适应。因为当时我在交易所面临整个市场巨大的挑战，已经很难再回到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去。这份工作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

澎湃新闻：您在任期间还做了哪些尝试和创新？

尉文渊：无纸化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如果保持股票实物，不仅印制、保管、防伪、防盗等成本非常高，而且交易后的实物变更、转移也非常的麻烦。会大大降低市场的效率，延缓市场的扩展。

上海股市实行无纸化也是一个偶遇。当时是为了打击股票的黑市交易。我们规定凡是未经场内交易，即使你拿了股票，我们也不承认，必须要有场内的交易记录。有一天早上我在刷牙时突然想到，银行有储蓄存折和信用卡，我们能不能参照这些方式把股票收回来，为每个投资人开一个股票账户，把实物股票都收回来，转换成电子数据，摆在交易所的电子计算机数据库里，通过数据的划转来完成股票交收与变更。

想明白之后，我们就大力推进这项工作。用了半年时间，通过各种宣传、配套的措施等等，最后把老8股的实物股票都给收回来了。到了第9股，虽然印制了股票实物，但没有发出去。从此以后上海再没有印制过股票实物，这在全球是第一个。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无纸化，我们当时称为股票账户制度。后来世界银行有几个专家到上海来访问，参观交易所，了解到我们的做法，他们讲这个叫“无纸化”。

股票实行全面的无纸化之后，又逐步推广到公司债券、国库券。

现在都知道，中国的股票面值是一块钱一张。早期不是这样的，老8股里面，有100块钱一张，还有10块的，还有5块的，还有20块的，都不一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股市的基因就是散户多，单价是1万多块钱一手，散户买不起，当时没有钱。股票面值参差不齐，也带来比较多的混乱。

所以到了1992年底，我说能不能考虑拆细，把100块钱的股票能够拆成一块钱，一块钱面值就这样提出来了。当然交易所没有权力去做规定，上市公司是自己来决定，但是推广很成功，在1992年底上海就全面实现了所有的股票面值都统一更改为一块钱。我印象蛮深的，一改完以后股价就涨了好多，激发投资热情。

这个是当年上海交易所搞的，后来深圳也慢慢推广，之后新发行上市公司都按这个标准来，所有的股票标准化都是一块钱面值的，大概在全球是独此一家的。

再有一个，证券传媒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搞起来的。当时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发动、启动大众投资。我们现在看到的证券传媒，像《上海证券报》怎么办起来的？就跟这个有关系。

上海证券报是中国第一个证券专业媒体，早期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内刊，当时不允许公开发行，我们先从办内刊开始，办了两年，市场反应极其强烈。然后与新华社合作再公开发行。

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年怎么回事。当年一方面是在发布信息、传导、投资人阅读等方面，极其缺乏传媒手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不愿意谈股票，太敏感。那一代投资人真了不起，连行情都看不到，当时没技术手段，那时候我都亲自在文化广场的上海证券大超市广播某某股票现在什么价，尽可能去克服当时传媒信息的匮乏去方便投资人。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可以讲那是个创造历史的年代，做的东西都是新的。那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洋溢着一种浓烈的创新意识，一个脑洞大开就会影响30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总的来看当时的那些选择，基本都是正确的。

澎湃新闻：30年后的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在不断改革创新，而改革和创新总是会引发争议，您如何看待？

尉文渊：这个很正常的事情，市场有这么大的投资人口，利益关联方也非常复杂，不可能说形成统一的认识。当年我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我当年其实很简单，不管什么声音，当你看准的这个事情有利于市场发展，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有利于服务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胆的决策和推行。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过去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其中有哪些是非常正确的路径，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尉文渊：可以这样讲，不仅是我，包括当年我们那一代人没人会想到中国资本市场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所以我说神了，这个过程非常神，令人难以置信，可以讲举世无双。

从我的角度来看，第一就是坚持改革与发展。从初创阶段简单的起步，到后来不断的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做自我完善。尤其是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科创板的建立、注册制的实施等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措施，为今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星空。

第二，拥抱现代科学技术。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没有广泛地应用电子信息化技术，中国资本市场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第三，监管体系的保障。自1992年底证监会建立以来，中国形成了统一的证券监管体系。资本市场的法制化建设也日益完善，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保驾护航作用。特别是最近提出的四个敬畏，还有“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将会使监管工作更加科学和完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新闻推荐

“解聘”董秘引发交易所合规问询，国盛金控的回复来了

见习记者丨刘晨光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留异议签署，国盛金控（002670.SZ）财务总监兼董秘赵岑日前被公司董事会集体投票解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