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选精生子的单身女子

选择孩子的父亲前，张薇（化名）做了一张Excel表。她详细列出10余名捐精人的学历、长相、职业、爱好、族裔等信息，请亲朋好友帮忙投票。

张薇是某科技公司的CFO，大龄，单身，准备到美国选精生子。与她对接的美国某辅助生殖诊所驻中国办事处负责人侯鲲说，张薇对事务很有掌控力，“连孩子都是自己完美定制的。”

2019年2月13日，一则 “北京开放非婚生子女随母上户口”的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高学历、高收入女性是否可以出国购买优质基因生子的话题引发了各种讨论。

在中国，相关机构不能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试管婴儿和代孕等辅助生殖服务。 2003年，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女性要使用冷冻卵子，需持结婚证、准生证。而代孕，在中国尚未合法化。

限制之下，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女性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在美国、俄罗斯等国开启了漂洋过海的选精生子之旅。

据侯鲲介绍，近年来到该机构完成辅助生殖的人群中，单身女性大约占 到 总 人 次 的10%。 “女性在美国买精后通过试管怀孕生子，至少需要50万元。如果代孕，费用至少上百万元。 ”侯鲲说，由于费用高昂，目前只有少数高收入人群这么做。“这些女性大多独立，有着开放的思想，以金融和互联网等行业的女高管居多。 ”

选择了这种新兴的生育方式，意味着这些单身女性要面对来自家人、社会不解、甚至质疑的目光。如何向孩子解释爸爸是谁，也是她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年龄偏大]

“我不能保证过几年还能生”

34岁的天欣（化名）是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女高管。大约从30岁起，她感受到了身体机能的下降。

过去，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12点睡觉，现在晚上10点必须休息。前几年，她频繁飞往世界各地，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出差，从不倒时差，下了飞机就能工作。但从30岁起，不倒时差便撑不住了，需要好几天来调整。

“而且体检的时候，妇科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囊肿、息肉、子宫肌瘤什么的，总是检查出这种东西。 ”天欣说，一位在美国从事辅助生殖行业的好朋友告诉她，如果你想生孩子，过了35岁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35岁之后，女性的卵子数量会断崖式减少，卵子的畸形率也会大大增加。

两年前，某知名互联网公司高级白领小滚珠（化名）在一年内测了3次AMH值。那是评测女性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数值越高卵子的存量就越丰沛，当一名女性的AMH值低于0.7ng/ml时，想要受孕就很难了。

那年小滚珠36岁。春节前后第一次检测时，她的AMH值还有3.72，六七月时变成了2.26，年底下降到了1.3。

虽然还没结婚，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对的人。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个孩子，“我不能保证过几年我还能生，如果现在不生，以后可能会追悔莫及。 ”

希望拥有一个孩子的想法，在小滚珠的脑海里徘徊了多年。10多年前，她读了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她深受此书影响，认为基因是追求永生的，人类只是载运基因的生存机器。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把我的基因传给后代。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的DNA就没死，只是我的壳死了。 ”

更多女性选择单身生子，是出于精神需要。美国某辅助生殖医院的创始人邓絮阳曾接触过一名事业成功的女设计师，40多岁。这位女士谈过一段10年的恋爱，但一直没有结婚。她和伴侣都曾是追求丁克的不婚主义者，恋爱时还经历过意外流产。

分手后，这位女士抑郁了两年，有时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拥有一个孩子成了填补孤独生活的救命稻草。她对邓絮阳说，与年轻时相比，自己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一个孩子让生活重新开始。

“对于这些女性，花这么大代价获得一个孩子，一定是在精神上特别需要。她不是为了道德或伦理层面的需求，而是精神层面。 ”侯鲲说自己的此类客户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养儿防老生孩子，而是希望付出一份爱，或者有个陪伴。

小滚珠从没想过要有个孩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在这一点上，母亲和她的想法一致。不久前的一天，母亲在手机上翻阅社会新闻时看到了养老问题，笑着说，“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和一群人看着你死，能有多大差别吗？ ”

“我想也是这样。一群人围着你死难道就很幸福吗？”小滚珠反问，“所以我不会从传统观念来考虑这个问题。”

[“三高女性”]

高龄、高收入、高教育背景

在外人眼里，选精生子的单身妈妈是典型的“三高女性”：高龄、高收入、高教育背景。

38岁的小滚珠一头长发，身材苗条，戴着框架眼镜的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她是工科女，本科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又在美国某名牌大学读了MBA。朋友说她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她说自己是 “傻白甜”的对立面——“聪黑苦”。

几年前，她和一位有好感的男士吃饭时，对方提到了《百家讲坛》里的明史知识，讲袁崇焕为什么会被崇祯皇帝杀死。历史是小滚珠喜欢的领域，10多年前她就看过许多有关袁崇焕的史料，她滔滔不绝地将对方讲述的每一个细节做了纠正和延展。事后，她觉察到了那名男士对自己的反感——“懂得太多”。

“几年前，我在网上做过一次测验。当时的结果就是，我的特质都是西方男性喜欢的，是中国男性喜欢的反面。 ”小滚珠说，她没有大多数中国男人喜欢的小鸟依人、任劳任怨、一辈子做家务成全对方的事业，“所以最后人家看不上我，我也没办法。 ”

与小滚珠不同，让天欣困惑的是在工作和爱情这杆天平上，砝码该往哪一侧倾斜。

2月18日，天欣在洛杉矶的一处公寓内休息，几天前她才做完取卵手术。当地时间晚6点，她正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但刚一打开邮箱，40多封工作邮件就像雪花一样飘了进来，她决定临时召开电话会，一开就是4个小时。

天欣的个人奋斗史，就像一部励志版的“北京女子图鉴”。她22岁从加拿大留学归国，进入一家知名上市公司，从最底层的办公室文员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公司高管。

她至今记得七八年前被一名女上司请到家中做客时的情景。当时，女上司住在北京国贸三期一套200多平米的超大公寓里，那是北京城里最高的建筑，可以俯瞰整个CBD。彼时的天欣毕业三四年，和人挤在月租800元左右的合租房里。“她才比我大9岁。那时候就感到了巨大的差距，觉得别人有的，我也可以有。 ”

为了将工作做到最好，8年中，天欣保持着每天6点半起床，晚上12点睡觉的严苛作息，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在开会、约客户。出差最密集的一两年，她在世界各地做空中飞人，早上醒来时，时常忘记自己身在何方。她和一名男士谈过5年恋爱，但两人见面的时间总共不超过5个月。

渐渐地，她从一名普通职员做到了部门经理，又做到了区域经理，钱不再是问题。她过着公司有助理、出入有司机、家中有保姆的日子，在北京郊区拥有一套独栋别墅，隔了一个院子的邻居是一位知名演员，离家不远就是国际学校。

但她依然没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诚实地讲，我每天都在接触高端人群，社会上大多数男性我都看不上。很多我欣赏的人又已经有家庭了，那你让我怎么做？ ”

消费观念、消费实力的差距，也是恋爱中的一条鸿沟。几年前，天欣在商场看中一款60万的沙发，眼睛都不眨便买回了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我这样花钱会直接躲开。他们会不会想，我负担不了她的消费？ ”

她曾和一名正在交往的男士一起出行，自己习惯性地买了商务舱，经济条件没她好的男友却买了经济舱。为了不出现 “我坐前面你坐后面”的尴尬，天欣只好掏钱帮男友升了舱。

在中国，婚恋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天欣这样的精英人群，在各个阶层，数目庞大的单身者正书写着平行叙事。据《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报道，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曾引发过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第四次单身潮的讨论。

但能够下决心选精生子的单身女性，大多集中在35-40岁，有过海外留学、工作的经历，性格独立，经济条件良好。 “她们都不是突发奇想来做这件事，基本都是经过理性考虑的。 ”侯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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