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访三地,行程有深意 特雷莎·梅先后访问武汉、北京、上海三地,侧重各有不同

1月3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中)在武汉黄鹤楼前观看京剧表演。新华社发1月31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特雷莎·梅此次访问计划在短时间内相继到访武汉、北京和上海三地。分析认为,梅首相的行程安排含义颇深,在各地的访问重点都十分明确,体现了英方对中国外交关系的注重。

首站武汉时间紧凑

1月31日8点20分,特雷莎·梅乘专机飞抵湖北武汉,开启她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

特雷莎·梅在武汉仅停留了半天,行程相当紧凑,在到访武汉大学等地后,特雷莎·梅于中午前往黄鹤楼,登楼远眺武汉三镇风光,并欣赏京剧表演。

离开黄鹤楼后,特雷莎·梅飞赴北京,出席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访华期间,中方领导人将同特雷莎·梅首相分别会见和会谈,就中英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在结束对北京的访问后,按照计划,特雷莎还将于2日到访上海,并于当天乘专机返回伦敦。

英国媒体称,特雷莎·梅此次访华,随行人员超过50人,都是英国商业、学术领域的代表人物。这也是她历次出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就连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首相丈夫菲利普也一起来到中国,足见英国政府对此次访华行程的重视。

出发前,特雷莎·梅向媒体表示,此访将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把握两国关系的黄金期。中国商机无限,英方希望可以帮助英国企业从中分得一杯羹。

上海股市对接伦敦?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特雷莎·梅在北京、武汉、上海三地的行程各有侧重点。

在政治中心北京,中英双方可能探讨如何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互利合作,共同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升级版。双方也可能聚焦一些具体的经贸安排。中国社科院欧洲问题专家田德文表示,当前英国处于“脱欧”转型期,对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在调整。中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共同的理念、立场、利益。在梅首相访华期间,中英双方可能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进行讨论。

具体而言,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英国仍然崇尚和坚持自由经济,中国企业需要借助英国规范、宽松、可靠的投资环境,增强它们的品牌价值或进行新的收购。与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所不同,英国在金融、管理、咨询等服务业实力雄厚,经验丰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对外扩展所急须补齐的短板,从而为中英互利合作提供广阔空间。

在武汉,教育、人文、环保等领域合作是一大关注点。在英国看来,教育既是一项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产业,也是一种提升软实力的手段。通过了解消费市场增长的华中地区,英国能更好地将教育产业合作布局到中国腹地。

在上海,中英金融合作将是一个看点。去年12月英国财长哈蒙德访华时,两国同意加快连接伦敦和上海证交所的“沪伦通”的最后准备工作,也同意着手研究中英债市互通的可行性,以及这两个司法辖区之间资金的相互认可。有消息称,中英即将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将包括伦敦与上海股市对接服务协议,英方希望以此推动本国乃至欧洲资金通过股市进入中国市场投资。

四个“首次”贯穿访问

特雷莎·梅的此次访华,可以用四个“首次”来概括——这是中英宣布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首次举行总理年度会晤；是梅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访华；是她与丈夫菲利普·梅首次共同参与双边访问；也是她就任首相以来首次率领规模最大的贸易代表团出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特雷莎·梅此访是在英国脱欧背景下进行的。英国想尽量减少脱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振外部世界对它的信心。而英国脱欧之后,如何重新建构国家走向和外交方略,也是梅的主要关切。眼下,英国脱欧的负面因素显现,无论从国际信心还是中英贸易波动上都可见一斑。在此形势下,英国希望继续获得中方坚定支持,尤其通过“经贸重头戏”对冲脱欧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中英关系到了需要梳理成就、寻找问题、探索稳定发展路径的时候。2015年,尽管前任首相卡梅伦提出未来5年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但中英关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英国脱欧影响,包括政治层面交流被迫中断等等。因此,利用梅访华的机会,中英通过高层引领将更好地增进共识,提高合作效率。

“黄金时代”不会褪色

对于特雷莎·梅的访华,一些西方媒体投来异样目光。它们认为,相比前任首相卡梅伦,特雷莎·梅对华态度不够明朗,甚至显得有点冷淡。例子包括,梅就任首相后,先去了美国、印度和日本,访华之旅延宕了整整一年。而她上任后,中国投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一度被搁置,也引起了外界对中英关系的猜测:中英“黄金时代”会在梅的手中褪色吗?

对此,崔洪建表示,纯粹把特雷莎·梅和卡梅伦做个人比较没有意义,因为执政环境和面对问题不一样。卡梅伦时期中英关系推进快、定位高,因为卡梅伦政府没什么包袱,也无需面对脱欧的大麻烦。当时英国的主要目标是提升自身地位,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在西方国家中较为超前,看到了亚投行等一系列中英合作机遇。但梅身处弱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受到不少牵制,在欣克利角核电站等项目上不得不对国内其他政治势力让步。总而言之,限于梅所处的执政环境、设定的外交目标和拥有的政治资源,她或许难以在推进中英关系的幅度上比肩卡梅伦,但不意味着她不重视中英关系,一切还是取决于国家利益需要。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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