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今起推系列报道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联产承包，长清比小岗村早6年现雏形

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游行队伍的彩车上打出“联产承包好”。

□本报记者 柴颖颖

编者按

今年8月22日，是一代伟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着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邓小平与我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系列报道，表达泉城人对邓小平的敬仰与怀念，展现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济南所取得的成就……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一年，也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这年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一步。这一按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之初，遇到了重重阻力，邓小平却给予了支持：“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对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粮食总产量大幅攀升，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

长清区双泉镇贾庄村是济南市最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子。随后，济南300余万亩农田相继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前，粮食都要‘数着吃\’，包产到户后，不但能吃饱，每亩地的粮食也增产了。”回忆当年吗，贾庄村58岁的村支书邵珠仍感觉“好得很”。

【饥饿回忆】“包产到户前，麦子得串起来数着吃”

想起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形，邵珠常感叹：那时想吃顿饱饭太难了！

邵珠常在贾庄村住了近60年。他回忆，1971年时他还是人民公社社员，干活挣工分，再由集体分配粮食。那时候生产队收谷子，他拔谷子近1个月，收获后生产队只给每人分了9斤谷子。统一收获小麦后，每人每年只能分得8斤小麦，全家都舍不得吃。

“虽然干了很多活，但是根本吃不饱。”邵珠常说，当时甚至吃过玉米芯。由于分的粮食少，麦子也不够吃，当时的人们开玩笑说“麦子得串起来数着吃，一粒也不能浪费。”据他回忆，当时是集体出工干活，有时刨完一天地瓜后再分地瓜，过程很麻烦，有时甚至分到半夜12点，大家都很累。出力不少，就是吃不饱，穿不暖，种地也没有积极性。

【雏形初现】 1972年生产队试验分地给农户，但“不敢声张”

到了1972年的时候，邵珠常一家6口人分到了1亩2分地。老人说，虽然地少，但全家很知足；虽然很受大伙儿欢迎，但生产队“不敢声张”。

他告诉记者，当时这1亩2分地的收成并不是全归自家所有，有一部分要交给生产队。比如1亩地上种了地瓜，收成的500斤地瓜要交给生产队，其余的归个人，多劳多得。如种花生，每亩地100斤花生交给生产队，其余的就可以归自己所有了。

“其实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雏形\’。”双泉镇政府工作人员说。邵珠常说，当时大家都觉得这种分配方式很好，大家都很知足，干劲也很大，手里的粮食也觉得比原来多了。只是这个时候生产队“分地”只是偷偷地，而且大部分粮食还是要交给生产队。即便如此，与之前相比，村里人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正式实施】 村里“光明正大”分地 花生亩产200斤增至600斤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贾庄村的村民说，1979年，村里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分地了。

邵珠常说，当时家中一共5口人，分了7亩地，分到地后，全家人心里乐开了花。他说，当时规定承包期是30年，收成大部分归自己所有，再给集体交一部分公粮。这样一来，村民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多了。

邵珠常说，村民也有过一段比较有压力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开始征收“三提五统”的费用，每户每亩地每人需要缴纳299元的费用，这部分费用对单纯依靠种地的农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一亩地产600斤花生，每斤花生卖0.6元，600斤只能卖360元，除去成本，再缴纳299元的费用，几乎剩不下多少钱。即使这样，村民也觉得比公社时期要好。

2003年，“三提五统”的费用全部取消，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村民说，现在种地不仅不用向国家交钱，国家还会补贴一部分费用，双泉镇工作人员表示，如种植小麦，每亩地还能补贴125元。

贾庄村的村民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粮食亩产量大大提高了。

邵珠常家中的7亩地种的是玉米、花生、地瓜、牡丹等，他说，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前，每亩地花生产量也就是200斤，玉米产量也就是100斤，但是现在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花生每亩地产量能到600斤，玉米每亩地产量能到1000斤。

除此以外，记者了解到，现在的贾庄村正在实行土地确权登记，已基本完成前期测量。济南市也在逐步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土地确权后，土地流转更加方便和有保障。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升级”，将让农民手中的土地更有保障。

◎历史沿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承包使用合同，把承包户应向国家上交的定购粮和集体经济组织提留的粮款等义务同承包土地的权利联系起来。1978年11月24日

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

1980年5月31日

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

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91年11月25日

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综合）

◎历史时刻

邓小平三次出面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北京参加了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期间，他找到邓小平，把安徽实行责任制和他在农村目睹的情况做了汇报，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果断地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这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表态支持。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议上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他在1980年4月2日，特地把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找去谈话。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次谈话，可以说是邓小平对安徽试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次表态支持。

邓小平第三次表态支持就是在1980年5月31日。这给决心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干部和群众吃了定心丸，为几年来围绕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休止符。 （摘自《中国的农村改革因何始于安徽，成于安徽》）

小平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出处】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摘自1962年邓小平《怎么恢复农业生产》讲话

1962年，为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安徽、甘肃、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湖南、河北、浙江等农村地区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些变化，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当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和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他引用四川老乡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等对此表示赞同。但这只是一次内部会议的讲话，“猫论”并没有得到传播。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借用这句谚语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该讲话后收入《邓小平文选》。这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讹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1976年邓小平的第三“落”，“猫论”就是罪状之一。“黄猫黑猫”这个比喻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猫论”挨批，反而推动了它的传播。1976年前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黑猫白猫论”就此成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中国将社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理论标志。邓小平认为，搞理论争论，就会贻误时机，错过发展机遇。空洞的争论无济于事，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应该大胆地实践，大胆地试，先不要下结论，干了再说。邓小平这句“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风趣幽默、释理简明的话语把改革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化繁为简，给了社会思维的一付清醒剂。

“猫论”改变了过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识形态考量、凡事都要先从政治着眼、凡事都要先问问教条的思维习惯。此后，“猫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乡镇企业、特区建设、私营经济、证券、股票……与此同时，由“猫论”开启的思维之门已经洞开，个体、群体的创造趋于活跃，市场变得丰富起来。1980年末的统计显示了这一点：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边的产量不增不减，包产到组的地方增产10%到20%；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30%到50%。 （杨宗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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