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往事与随想》

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被巴金视为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是俄国19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30岁流亡国外，长期生活在西欧，死后安葬于法国尼斯。

巴金清清楚楚记得他初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书时，书中的人与事使他如何激动，如何亢奋。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和笔化成一行、一段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

几年后，巴金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时，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赫尔岑：赫尔岑的家庭、他的学历、他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流亡国外，创办《北极星》和《警钟》杂志，他与俄国的巴枯宁、法国的蒲鲁东、意大利的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交往，他的家庭悲剧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巴金后来翻译《往事与随想》作了铺垫。

1936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回忆录中的两个片段《海》与《死》。他还向鲁迅表示过要翻译这部100多万字的巨著。

1940年，巴金又译出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1848－1852），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欣赏赫尔岑的文笔，说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说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

巴金在上世纪40年代初写的一些散文，如《雨》、《火》等中不止一次引证赫尔岑的话。巴金时断时续在翻译赫尔岑这部巨著的一些章节。

“文革”后期，1974年，70岁的老人再次拿起笔来，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作详细的注释。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1975年2月巴金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100多万字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即使不能印出也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他写道：“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19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

1977年3月巴金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赫尔岑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尔岑的回忆录不仅在文体方面给予巴金诸多益处，而且“文革”期间在精神方面也给予这位受尽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强了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勇气。他回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经历时，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1977年他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第一册包含原作中的前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

巴金年龄越来越大，体力越差，疾病缠身，写字困难，精力也不够。他只译了《往事与随想》的五分之一，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而感到遗憾。这时，我国有两位翻译家主动愿意帮助巴金完成他的译著，一位是臧仲伦，另一位是项星耀。臧仲伦帮助巴金校对了他的全部译文。项星耀则把这部巨著全部译出。1993年年终，90岁高龄的巴金写信给项星耀说：“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他感谢这位译者替自己向读者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债。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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