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书信的魅力

◎师达

90余封艺术家信件，跨越了整个艺术家通信史。这是《艺术家的书信集》所呈现的，其中，最早的是1482年列奥纳多·达·芬奇寄给米兰君主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自荐信，最晚的是1995年辛迪·雪曼给艺术撰稿人亚瑟·C·丹托的感谢明信片。信件是真实存在的物品，有些用笔手写而成，有些经打字机敲击而成，有些则通过传真机传递。信件与其他物件无异，可以用手拿、阅读、折叠、打开、揉成一团、抚平展开、轻轻塞进信封或者夹克外套的口袋，可以当作书签，或许会沾上咖啡渍，或许会被老鼠啃食边缘，或许会被遗忘在鞋盒里。“手书的信札，”如玛丽·萨维格观察，“是纸上的演出……语言和艺术由此缠绕交织。”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似乎逐渐冷落了“纸上的演出”，更青睐通过电子媒体来沟通交流。如果将来要出版1995—2495年的艺术家书信集，那么想必它会轻薄不少。

友情和爱情是信件永恒的主题。丢勒对皮尔克海默说：“多么希望你在威尼斯。”1931年，本·尼科尔森匆匆写了张字条给芭芭拉·赫普沃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而此时，他的身旁是“正在开心作画”的妻子威妮弗蕾德·尼科尔森。1956年，李·克拉斯纳在巴黎写信给丈夫杰克逊·波洛克：“我想你，多么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但是她此次出行实际上是为了暂时离开喜怒无常的丈夫。信中寄托的强烈情感是电子媒体无法传达的，收信人手中捧着的是饱含象征意义的实体，既诉说着形单影只，又幽怨着天涯分离。如同恐龙化石或古代陶器的碎片，历史烟云中留下的书信，见证了每个人早年的人生经历，包含了大量宝贵的线索，如字体、纸张，以及内容中的蛛丝马迹（地点、时间、收信人，历史典故和参照资料，遣词造句），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从这个层面而言，通过书信还原写信人伏案落笔的时刻，无论是艺术家的手札，或是其他类别的信函，都能给人带来真实动人的感受。

19世纪法国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尔和奥古斯特·罗丹之间的书信，是本书中口吻最私密的一封信，也是与艺术历史大环境联系最清晰的一封信。这是一段吸引世人目光的恋情，著名的中年雕塑家与年轻貌美、天资卓越的助手坠入情网，谁料她与以往的情人不同，一再拒绝了罗丹的示好。罗丹显然不是天生的语言大师，却在给克洛岱尔的信中绞尽脑汁，想通过文字引诱对方与自己欢好。他在信中诉说，自己就像《永恒的偶像》雕塑中的男子虔诚地跪在她面前，当时这组雕像已经动工。几年后，当克洛岱尔给罗丹写信时，两人正处在这段关系的蜜月期，他们尽可能避开公众视线，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小城堡内约会。罗丹在信中完全只是诉说自我，好像始终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中，却从未主动探知克洛岱尔的内心；相反，克洛岱尔却温柔而饱含深情地诉说自己对罗丹的理解。她说，想要在卢瓦尔河里游泳，不愿去公共浴池。她问罗丹是否能在巴黎为她买一件深蓝色带有白色饰边的泳衣。罗丹感知事物的方式是触摸，买泳衣（中号）能让他从重要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或者说能让他暂时离开他的长期情人罗斯·伯雷，真实地感受克洛岱尔的身体。克洛岱尔与罗丹的夏日之恋并未得到完美的结局，这段恋情最终还是毁掉了她。这个结果虽不难预料，却为这封饱含快乐、活力，张扬个性和赤裸情欲的信件增添了一分悲情的讽刺。罗丹早前写信引诱她时，故作姿态、顾影自怜的语气，也许早已暗示了这样的结局。克洛岱尔最后写下：“无论如何，不要再欺骗我了。”看到这里，你我作为读者，已能明显感到夹在中间的尴尬。

无论信件表达的是爱、金钱、友谊、敌意，还是只是对突如其来的问候予以回应，信件总能表现出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原本，信件归属于收件人或其继承人，不过一旦信件的潜在历史价值被发现，所属权往往会变成博物馆和档案馆，许多收件人的姓名会因此出现在艺术年刊上。其中一些是早已成名的历史人物，如17世纪诗人、作曲家、外交官兼王子的艺术顾问康斯坦丁·惠更斯和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此外，还有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资助人乔治·夏邦杰、纽约画商里奥·卡斯特里、评论家兼策展人露西·利帕德，他们收集展品、策划展览、宣传营销，塑造了所在时代的文化经济，不经意间改变了艺术风向。

有时，艺术家是为了资助和创作而不得不写信。伦勃朗·凡·莱茵与惠更斯的通信，让读者真实地了解到，如何在合理表达不耐烦的同时，增加一份自尊自持。“我的钱在哪里呢？”是16世纪至今艺术家书信中最常见的主题。居斯塔夫·库尔贝唐突地写信给切纳文斯侯爵，措辞谨慎，将自己大部分的世俗功名归功于他一直以来鄙视的人。对资助人而言，为艺术家提供支持是一种使命。与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亨利·摩尔、艾格尼丝·马丁、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的资助人奥图·摩尔、约翰·罗森斯坦、山姆·瓦格斯塔夫、艾丽卡·布豪森显得无籍籍名。不过至少在信件中，我们能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正如大家所想，艺术家之间的信札是最能充分表达写信人思想的，其中不乏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描述。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向人生挚友米开朗琪罗吐露：“我已经身无分文了”，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获得报酬。多萝西娅·坦宁在给约瑟夫·康奈尔的信件中写道：“我们与爱的人交流时，唯一真实且感到满足的方式，是写信而不是面对面交谈……比起我们在纽约时的密集交谈，信件更能够真实地传达情感。”澳大利亚艺术家迈克·帕尔在一次欧洲艺术节中，与乌雷、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相遇，两人请求帕尔寄给他们十个回力镖，帕尔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在昆士兰州的奇幻旅行，“典型的澳大利亚疯狂列车行驶上百万米”，冲向“地平线的边缘，让你好似置身梦中”。有时候，写信的过程使得“语言与艺术交织起来”，成为创作构思的一种方式。文森特·凡·高在信中向保罗·高更描述自己画作的配色。这幅如今举世闻名的画作以凡·高在阿尔勒的卧室为主题，“墙壁是浅莲灰色，地板是锈红色，椅子和床是铬黄色……窗户是绿色”，他“希望用这些截然不同的色调，表达出一种绝对的宁静”。一战期间，马塞尔·杜尚从纽约写信给在巴黎的艺术家妹妹苏珊娜·杜尚，法语“已制成的雕塑”，在下一页被写为英文“现成品”，这是该术语首次出现，体现了杜尚对概念艺术发展的贡献。而这也是艺术家书信所呈现的魅力所在。

《艺术家的书信集》，[英]迈克尔·伯德/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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