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直面者 读加缪的《鼠疫》及其他

郭晓斌

哲学家指导人们看懂这个世界。文学家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如果一个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兼具这两种使命，决定了他的高贵，也暗示了他的艰难。1957年，44岁的阿贝尔·加缪凭借《鼠疫》《局外人》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天妒英才，三年后，加缪死于一场车祸。

因2020年一场特殊的疫情，再读加缪，特别写于1947年预言一般的《鼠疫》，体味到加缪远远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

《鼠疫》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叫奥兰的地中海小城突然暴发了鼠疫。医生里厄向当地政府汇报，却被界定为企图扰乱安宁。随着病患的增加，奥兰不得不封城。小说重点描述了在封城的环境下，人们如何面对爱情、死亡、生计，通过医生、神甫、官员、记者、商人等角色的刻画，重现了疫情中的众生相。最终疫情散去，就像它悄无声息地来。“当老鼠重新开始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街头，人们开始发自肺腑地乐观起来。”

危情下的行政措施和人的行为，一直是艺术热衷的题材。因为不确定性的存在，考量着作为群体人的出路和个体人的选择，这种冲突所蕴含的矛盾价值，恰恰迎合了艺术的标准。不确定性使人走向了两个归宿：一个是宗教，另一个是科技与哲学。

在《鼠疫》的描述中，神甫帕鲁纳一度想以宗教的形式安抚人心，最终连自己也对这种信仰产生了怀疑。加缪在另一部小说《局外人》里，更是通过主人公默尔索临死前的咆哮，对宗教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否定。尼采说，上帝死了。当第一个支点失去的时候，西方社会陷入了一种迷惘。因为迷惘，产生了荒诞，产生了异化。加缪在小说《鼠疫》《局外人》中描述了这种荒诞，在其哲学随笔《西西福斯神话》中为这种荒诞找到了一条出路——反抗。荒诞与反抗形成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世界是荒诞的，“我反抗故我在”。西西福斯受天神惩罚，需要把一个巨石推向山顶，每每临近终点，巨石就会滚落下来。周而复始的反抗，巨石成为西西福斯存在的见证。荒诞之中、意识之下的生活本身就在证明着你的存在和尊严。

鼠疫的蔓延，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封闭的城市中，谣言四起，喝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病菌、含薄荷可以预防鼠疫，于是这两种东西价格暴涨，奸商牟利。形成对比的是抗疫医生里厄被大家称为英雄，但是他“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天才并不比任何一个诚实的人有更多的光，但他有一个特殊的透镜，可以将光聚焦至燃点。诺贝尔奖授予加缪的理由是：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封闭的环境中，鼠疫突然消失了。当人们学会直面死亡时，生活中的痛苦与烦恼便先行退却了，人这才领悟到生之所贵，明白了存在的意义。或许，还会对他们受过痛苦的地方进行充满温情的朝拜。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爱它。

《鼠疫》的结尾没有胜利的欢呼声，这本夹杂着新闻报道和历史见证文风的小说潜在地表明，胜利不是一个与终结相关的概念。“即使鼠疫过去，威胁着欢乐的东西也始终存在。”生活并未结束，荒诞也必然伴随。加缪去世之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特在纪念文章中指出，“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精神，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贫民窟的孩子、肺结核患者、战争的创伤者，痛苦丰富了加缪的生活感受，让他知道了崇高与悲剧性相连。他的小说有哲学的观点，哲学随笔又有文学的生动。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仍然是最让人心动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将二战后文学推向了一个巅峰，也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大众。面对危情，加缪提出，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是诚实。《南方周末》曾在新年致辞中说：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尽管真实有时让人难堪，但是直面真实的民族是成熟的民族，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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