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怎么又烧了

一场以“黄背心”为标志的街头社会运动,持续了近三周之后,至今仍无停止迹象。昔日的“浪漫之都”巴黎,如今到处在燃烧:凯旋门内部摆设遭洗劫,法国国家象征玛丽安雕像遭人砸毁,抗议人士在凯旋门外肆意涂鸦,写上“推翻资产阶级”和“马克龙下台”等标语……法国人民酷爱革命,这是几乎所有熟悉法国历史的人都知晓的事实。法国自古就有“革命实验室”的“美称”。然而,如此多的革命,似乎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变得更让民众满意一点。今天,燃烧过无数次的巴黎依然怒火熊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本报记者王昱

从“模范”到“问题儿”

如果将整个欧洲比作一个班级,英国无疑在这个家中扮演了优等生的角色,虽然这个优等生有时难免清高孤傲,不时闹闹“光荣孤立”或者“脱欧”,但其在近代化过程中,其国家内部很少发生剧烈的变动和转折,大多数问题都能通过议会、协商来解决,即便偶尔发生“光荣革命”那种运动,也是以少流血为荣。

反观法国,却是这个班级中出名的“问题儿”,学习(国力)也不是不好,却动不动就要“作妖”。世人都知道法国曾在1789年爆发了标志性的法国大革命,仅在革命高峰期的10年里就砍了40万“人民公敌”的脑袋。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叫“大革命”,只是因为它是法国诸多革命中比较大的一次。大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粗略梳理了一下大革命爆发之前巴黎发生过的排得上号的暴乱或起义,有名的就有二十多场,且名字都很奇葩,什么“铅锤党起义”“奋锐党起义”“无套裤汉运动”“投石党革命”,听上去就跟今天的“黄马甲运动”一脉相承,连主题也一样:喊口号、闹事、纵火、高喊“打倒国王”。

更奇葩的是,与英国革命往往以一纸协议终结不同,大多数法国革命都是以另一场革命的爆发来结束的:法国大革命终结于热月政变,热月政变终结于王党复辟,王党复辟终结于七月革命……这种传统直到今天似乎仍在传承——今年刚好是法国1968年大规模暴动“五月风暴”爆发50周年的纪念日。如果说“五月风暴”开启的是法国民众与第五共和国政府之间以游行示威为手段的“非典型性谈判”传统,那么这场谈判眼下看又要谈崩了。

“革命就是法国人民的生活——如果不是他们的一切的话。”曾干过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如是说过。

然而,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的是,法国这个近代的“问题儿”,在封建时代却出奇地稳定、繁荣,今天英文中“封建(feudalism)”一词,其实就来源于法语。自查理曼大帝建立法兰克帝国起,法国建立起的封建体系就是欧洲各国效仿的对象。在这个体系下,国王把土地封给贵族、贵族封给骑士,虽然贵族领地林立,国家整体力量难以统合,却很少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冲突。在公元9世纪-15世纪的漫长中世纪中,法国一直是整个欧洲人口最众多、制度最完善的“封建模范”。

而在近代的早期,随着法国王权的逐渐上升,国家力量逐渐统合,法国在封建时代积累的巨大人口、生产力优势迎来了大爆发。17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其治下的法国不仅国力强盛,军力也在西欧独霸一时,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以会说法语、学习法国制度为荣。

这么一个封建时代的模范,怎么就“堕落”为民主时代的问题儿了呢?

被抽掉肉的三明治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问题就出在法国将国力变现、实现“由富变强”的路易十四时代。

法国原本奉行的封建制度,是一个各地领主各管一摊、国家权力无法一竿子捅到底的间接统治制度,所谓“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代表国家权力的国王虽然地位尊贵,但无法对平头百姓或者小骑士阶层直接施加权力。这的确不利于国家力量的整合,却有利于维持社会的政体稳定——夹在国王和农民之间的贵族、骑士阶层充当了缓冲两者矛盾的“中间阶层”。农民们向这些贵族递“投效书”,寻求他们的庇护,遇到灾荒寻求他们接济、减免赋税,发生纠纷则委托他们替自己出头。虽然也有贵族欺压自己的农民,但农民还可以找国王申诉,国王这时就可以出面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如此一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常在基层就消弭了。

然而,到了路易十四以及其前后的几任国王所处的时代,法国开始急速地进行国家统合。法国国王选择类似中国宋代“杯酒释兵权”的办法,把地方贵族请到巴黎去天天开宴会、跳舞、办沙龙,再委派国家任命的地方官员去各省统治。这当然让法国的统一进程大大增强,却抽走了原本缓和国家与民众矛盾的“中间阶层”。个体的平民面对冷冰冰的国家公权力毫无博弈的能力,而“秉公办事”的官僚们对民众从来是一副不妥协、不让步,甭管荒年丰年都得交租的冷脸,于是社会矛盾迅速积累。在路易十四执政末期,巴黎几乎每年都要爆发一次或数次出人命的贫民暴乱,遭遇官僚欺压的农民们沦为流浪汉,巴黎贫民阶层迅速膨胀,与其一起膨胀的还有已经失去实际作用、沦为寄生虫的原中间阶层——贵族和骑士。法国上中下阶层之间彼此怨恨,巴黎坐到了火药桶上。

积聚已久的法国社会矛盾最终在法国大革命中爆发。而大革命的结果是大多数贵族上了断头台,法国中间阶层彻底消失,法国成了一块“抽掉肉的三明治”。其后建立的法国政府,无论是帝国、王国还是共和国,无一例外都试图将国家权力无微不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个层面,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又是让个体民众更直接地感受到了国家权力的逼迫,由此进入一个怪圈,巴黎燃起了永不熄灭的革命之火。

重建“中层”何其难

当然,聪明的法国人不是没有认识到其社会“中层缺乏”的问题,托克维尔就曾在其另一本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建议,法国应建立美国那种强势的民间团体、组织,以取代贵族成为“新中层”,调节国家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而在现实治理中,法国也确实搞了很多类似的“制度创新”,比如说,国有企业这个“制度创新”最早就是由法国人发明的。法国政府大搞国有企业的初衷不是为了挣钱,主要就是为了吸纳大量没有稳定工作的民众,帮他们找到工作,成立组织,以缓和国家与民众的矛盾。

但令发明者始料未及的是,法式国有企业经过百年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反而成了新的乱源——法国国企员工仗着自己把握国家命脉,动辄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满足就大罢工。比如今年3月,法国刚刚发生过一起以国营铁路员工挑头,全法国企、公务员参与的超级大罢工,仅在3月22日一天全法就举行了180多场游行示威,当天法国只有五分之二的高铁正常运营。而罢工的起因,则是因为国营铁路员工在法铁连年亏损的大背景下仍要求保障甚至上调现有待遇,政府数次与其谈判仍不肯让步,以至于法国劳工部长佩尼戈都忍不住抱怨:“我们的员工不知怎样好好谈判。”

法国社会“新中层”建设的失败,同样体现在本次“黄马甲运动”中。此次运动之所以以黄马甲为名,原因正是因为除了参与者都穿黄马甲参加抗议外,确实难以再找到什么其他的共同点。当然,此次抗议的最初动因是马克龙政府宣布要上调燃油税,但真正闹起来之后,却成了一场极左和极右分子都进来掺和一把的狂欢。十几个民间团体提出数十个要求,乃至政府虽然已经答应暂停上调燃油税,示威仍不停歇——估计大多数人已经忘了最初自己上街是为了啥了。

一个成熟、理性、会妥协、能够充当民众和政府之间调解人的社会中间阶层,虽然可以挥之即去、却无法招之即来,它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培养,直至形成一种文化——从根子上讲,法国人曾引以为傲的“骑士风度”与英国的“绅士风度”都曾是属于他们中间阶层的文化,但比较今天的英法你会发现,英国的“绅士风度”至今还是活着的,它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运作中依然充当着缓和矛盾的润滑剂作用；而法国的“骑士风度”——除了向女性如何献殷勤——却早已死了。被抽掉中层的法国,陷入了政府与个体民众永恒的二元对立中,无法谈判、难以妥协、永无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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