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逍遥游》一文中,写过两种鸟。一种是鲲鹏,能“抟扶摇直上九万里”,振翅高飞,可一下子从北海飞到南海;另一类是斑鸠,决然飞起,有时连一棵树的树顶都飞不到,飞来飞去,也只能在一棵树和一棵树之间徘徊,不会飞得更远。
前者,抵达的高而远;后者,则抵达的低而近。这,呈现着两种不同的抵达。
抵达,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
很多时候,能否抵达,是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的。斑鸠自不能跟鲲鹏比,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有巨大的翅膀,它翅膀扇动,能生发出“九万里的风”,所以,它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斑鸠呢?小小的翅膀,扇动起来,也仅仅是“微风生焉”,这似乎就注定了,它只能飞的低而近。
于人,能否抵达,是要量力而行的。既不能目光短浅,亦不可好高骛远。
能否抵达,还取决于周遭的环境因素。
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体,是很难离开群体而存在的;个体,永远是群体中的个体。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有一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借力”,就是借助外部因素;抵达,是需要“借力”的。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能凭一己之力所能做到的,你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甚至要借助团队的力量。而能否处理好你与周围人的关系,你与社会的关系,就直接决定着你能否抵达。
有一种因素,更深刻地决定着“抵达”。
那就是“目标”,或者叫“理想”。理想,不仅决定着你抵达的高度和距离,更成为你能否抵达的动力。有一句话说:“心有多高,天就有多高。”你只有心中想的“高”了,你才会拥有自己更高远的天空。所以说,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而美好可行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一个人能否“抵达”的决定性因素。理想不是妄想,理想是可行的,因此,理想不会成为“好高骛远”的代名词。
有了理想,衡量好自身的条件,充分利用环境因素,再加上自己的不懈奋斗;“抵达”,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抵达”,是形而上的。
例如,心灵的抵达,思想高度的抵达,哲学的抵达。
有一句话说:“心深似海。”那似乎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具有“深不可测性”。确然如此,不仅“深不可测”,而且,还可能“变化莫测”。因此,要抵达一个人的心灵,就需要心与心的交换,用你的真诚,换取别人的真诚;诚心以待,才能达成“沟通”,才能“心心相印”。庶几“抵达”心灵乎?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生命虽然简单,但不能没有“思想”。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生中,必然得“抵达”一定的思想高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需要读书,需要历练,更需要思考……这也是一个兀兀终生的事情;在持之以恒的追求中,才能“抵达”一定的思想高度。
胡适,著有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却不承认他是“哲学家”;后来的“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更是对其大加挞伐,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充其量是“饾饤琐屑的考据”,只不过是他的“考据癖”的呈现。何以如此?原因还是因为胡适,没有抵达哲学的“核心”。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是义理,是价值,是理性的思辨。而胡适则“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哲学或者哲学史最核心的义理和价值问题,转换成了外缘性的考据问题”。故而,一些人不承认胡适是哲学家,情在理中。
抵达,是难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理想的“抵达”;但每一个人,却不能不追求自己的“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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