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的重要性与“释放”的必要性 金国泉

这本书收集了除近两年我在一些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诗作外，还收集了上个世纪我初涉诗歌时写下的一部分作品，包括我的第一首诗《花和蜂》。这些诗虽然很稚嫩甚至是单薄，但我感到仍然是一个一个深深浅浅的脚印，仍然有某种东西潜在着、潜伏着。

之所以如此，其主要目的，还是想让读者朋友了解我写诗的整个过程或者说让读者从文本角度来理解、把握、“释放”我或者说一个写诗之人从初涉诗歌到慢慢走向成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比较清晰的纹路和轨迹，或者说那些最基本的感受。

任何东西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发现、进入、发展，并渐次走向成熟的过程。而成熟实际上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比如“瓜熟蒂落”。“蒂落”对于瓜来说要么就是腐烂，要么就是被摘走。在我看来，两者都等于瓜快不是瓜了。而“瓜快不是瓜了”，那会是什么呢？改变了向度的瓜对于瓜来说肯定是一件不幸的事。诗歌或写诗也是如此，它只是、只能是不断地走向成熟，而不是已然成熟。这当然包括唐诗宋词。有人说唐诗宋词已然达到了古诗词的巅峰，不可逾越，也就是说没有可越之境。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唐诗宋词从某个角度来说，的确达到了某种高度，难以企及和超越，但从理论上或者客观上，诗词的巅峰又在哪？从来就没有人能指认出它的位置，并给以正确答案。从古至今只看见一拨又一拨的人在努力，但没人能“掀起它的红盖头”，我们也并不知道其“庐山真面目”。我们在仰望诗词这座山峰时，每每只是仰望到了某个具体的人物，而非诗词本身。诗词或者唐诗宋词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体系，它完全应该是一个生长着的体系，一直成长着──或许那上面，终年下着暴风雪——一个永远的正在进行时，而不应该是完成时。这甚至也包括整个文学系统，它们永远行走在路上，在文学这座山峰上独自寂寞。

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因而认为自己一直行走在路上，并将永远在路上。在路上发现、进入诗歌之美，从而拾遗、补缺。任何从事诗歌创作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人都是在拾遗和补缺，以便成就巅峰，并向其巅峰靠近。发现诗或者发现诗歌之美，这种“情动于衷”不等于能或者愿意“行之于言”。能或者愿意“行之于言”不等于能达到诗歌之美。我不是说我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是怎么样的“情动于衷”，我更不是说我的这些诗歌是怎么样的“行之于言”而有了诗歌应有之美。我要强调的是，好的诗歌或者说接近巅峰之诗（请注意是接近巅峰）仍然不仅只有美，不仅只有诗歌之美。它还需要达到，或者带给读者一种美的思考。这个思考仍然应该是诗的思考，而非完全是美学意义上的思考，是一种“向着隐蔽的强制者的解放”（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虽然诗歌之美的思考与美学意义上的美之思考有时可以交互、融入、渗透。

诗总是有意无意地隐蔽着，或者说诗的诗性总是有意无意地隐蔽着的。即便已经公认为成功的诗歌也仍然是有意无意地“隐蔽”着的，而且越是成功的诗作，“隐蔽”性越强，也“隐蔽”得越成功。正因为它是“隐蔽”着的，它因而需要读者进行第二次的追问与思考。读者进行第二次的追问与思考跟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的追问与思考虽异曲同工，但它绝对不是反刍，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追寻作者的追问与思考，而是另起炉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拒绝“同流合污”。这也就是我曾在一篇题为《文化·文盲·知识·诗歌》的诗学理论文章中提到的由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症候阅读”。“症候阅读”是指无论怎样成功的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它总是隐含着某些缺失——缺失不是缺点，它因而当然地与文本高下无涉。它表现为某个方面的沉默、脱节和疏漏。这个缺失的原因正如道路的分支，作者总只能沿着某一条道路行走，而将其不知不觉生长出来的另一部分“暂时”性关闭式疏漏。“症候阅读”实际就是开启这些被“暂时”性关闭式疏漏的道路。从这些“症候”入手，去发现另一种宽广、另一种风景秀丽的道路，解读文本背后所“沉默、脱节和疏漏”的东西，使之公之于众。这种“症候阅读”就是第二次的追问与思考，这个追问与思考应该是成功的诗歌文本必然地带给读者的，是成功的诗歌文本“逼”读者去有意为之，并使其诗性得到再次“解放”。

我认为这种“解放”仍然是有所“抑制”的，并由其文本的“抑制”决定。它绝对不会也不应该是“哗啦”一下“竹桶倒豆子”式的彻底“解放”，而是小心翼翼的。

“抑制”因而是一种“节制”，也是一种“抵制”，甚至还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潜在与潜伏着的东西。它不仅带来思辨，而且带来美的想像与愉悦。想像与愉悦在抑制中产生，在抑制中“抽丝剥茧”，从而达到海德格尔在其《哲学论稿》中所说的那样，“使得这个未知的使命让我们获得孤独状态中的意志，因而强制此在之持存达乎对自行遮蔽者的最高抑制”。

海德格尔在其《哲学论稿》中还说道，“诗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把真理掩蔽入形象之中”。

海氏是哲学家，谈论的是诸如此在、持存等艰涩的哲学命题。但海氏仍然不失为一位诗人，一位“把真理掩蔽入形象之中”的大诗人，达到了“最高抑制”。

任何的“最高抑制”都需要读者来“解放”它，没有读者的“解放”，任何的束缚起来的“最高抑制”均没有意义。“解放”的过程除了“释放”其“能量”外，实际上还是一个“磨损”的过程，甚至也类似于车辆的磨损（车辆被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被强制报废，不允许上路）。这也就是上述我所描述的“‘解放\’仍然是有所‘抑制\’的”原因。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清代赵翼为什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证明“李杜诗篇”经过读者千百年不断的“解放”，已然难以找到新鲜的感觉了。一句话，被“磨损”得差不多了，甚至没有了光泽度，消解了磁性，缺少了鲜活的血肉。光泽度、磁性、鲜活的血肉都被千百年的读者“吞噬”了。

这不是读者的错。读者在读诗或读文本时总是有所“企图”的。他一定会打开被作者关闭了的几乎处于静默状态的信息系统。也许这个打开的过程不一定顺利，但只要这个系统没有上“死扣”或没被“锈”死，他一定能做到，并在此获取其需要的、合适的养料，除非这个文本提供的是一堆废料。

这也不是作者的错。如前所述，成功的作者总是能使其成功的文本达到“最高抑制”，从而企望其作品的磨损度达到几乎为零。磨损度达到几乎为零与“最高抑制”并非矛盾。任何的“最高抑制”都具有“释放”功能即打开系统的开关。否则就不是“抑制”，而成“死扣”，甚至“胎死腹中”。正因为如此，磨损度达到几乎为零也就只能停留在“几乎”这一阶段。正如“永动机”，它不可能永远“动”下去，它会因磨损而最终停下来。

这就不得不回到时下的流行话语：“抑制”与“解放”或“释放”是一柄双刃剑。它既由作者决定，也仍然由读者掌握。作者因此在创作时似乎要进行“风险评估”。“抑制”得成功的，读者就能在进行第二次的追问与思考中如愿以偿地得到其“解放”或“释放”的能量，从而获得诗性的、美的想像与愉悦。如果“抑制”得不成功，产品可能就要报废，亦即走向反面。

想起一味中药，它长在地下部分叫远志，而长在地上部分是小草。小草之于远志，正如诗歌的“抑制”之于“解放”或“释放”。远志如果没有通过生长小草这种形式来“释放”，远志当然也就不能成其为远志。尽管生长出来的是小草，但这个小草仍然是美的想像与愉悦，它与远志是紧密相连的，无法分割。对于诗歌文本来说，它直抵“抑制”本身。

这也就是现代诗歌之“抑制”的重要性与“释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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