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

顾彬

最近，一个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文学性、故事性、小说架构等“技术”问题不是他在乎的关键，他不满的恰是一个作家和文学的最根本——语言。

3月26日晚，在人民大学举行的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讨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一切争论的焦点，都围绕在德国汉学家顾彬身上。不久前，他所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被中国媒体广为传播，并由此引发轩然大波。

事后证明，他当时指的“垃圾”只是针对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但无论怎样，他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态度是肯定的。

这次研讨会，顾彬显然是有备而来。一开场他就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除了中国诗歌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而造成这个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而之后的作家大部分不懂外语。而只有换一个视角，才能认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写作。另外，他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态度也存在很大问题，这些作家对待文学，并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只是“随便玩玩”。

发言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处于漩涡中的顾彬多数时间很沉默。面对反驳或者质疑，顾彬的回答非常简短，一句或是两句，倒像是一个局外人。身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他研究中国文学超过30年，曾经主持翻译《鲁迅作品集》以及系列中国作家作品，撰写过《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

“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中国文学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触动这么多人去批评？要从爱的角度考虑顾彬的这些言论。”顾彬的朋友、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这样评价。会后，本刊记者专访了这位对中国文学“爱之深责之切”的德国汉学家。

“我用的标准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你有三个身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基于哪一个身份呢？

顾彬：都有。我写学术性的文章时，还是比较客观，批判不一定非常明显。但我的同事不一定都会非常宽容，他们有时候会很直率地告诉我，你介绍的那个作家一点价值也没有。

我做翻译家的时候，为了德国和中国的友好，觉得应该帮助中国作家，我也知道该怎么办——翻译家可以把很差的作品变成很好的。过去有不少德国作家问我，你翻译的中国作家真的这么好吗？这是你自己就是作家的原因。

以作家的身份看，德语国家有不少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的德文水平很高，因为德国作家对语言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中国现在连一个(能和他们相比)作家也没有。

今晚(在会上)很可惜我说得不够，我提到文学是一个刻苦工作的问题，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一到三个月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而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中国作家不会这样做。他们盲目自信，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中国作品标准是什么？

顾彬：基本上是我认识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给我推荐的。我可能从来没有翻译过不是中国作家介绍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过多少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没有可能遗漏了很多重要作品？也就是说，你接触到的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只基于你接触的有遗漏的作品基础上。

顾彬：50人？还是100人？具体数字我并不清楚。(遗漏)是不可能的，我的标准首先是中国人自己评选出来的好作品，我可能觉得还不够。但我的标准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比如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法国的福楼拜，20世纪也有不少好的作家，比如中国的鲁迅。鲁迅的作品，多一个词少一个词可以吗？根本不行！我个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政治，文学和政治有关系，但不一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你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谁的作品比较优秀？

顾彬：我们应该分时段来说这个问题。80年代到现在有些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语言水平不一定很高，像朦胧诗人我都喜欢，我还可以举王蒙和王安忆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写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说，王安忆在90年代初之前也写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都停滞了，停止了。也许过段时间之后，他们还能发展，但那是将来的事情。

80年代有些作品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可90年代后的作品都有很大问题。很多作品看第一次就够了。有些写得很像电影剧本，像给某个历史阶段加了一幅插图。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语言。每一个词应该是恰当的。中国作家的毛病是，他们不知道用词和字，要不太多或是太少。我刚才提到那批德语国家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恰当的，你不能多加一个词。但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多一个词少一个词无所谓。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不是拿一种诗的标准来要求一切文学作品？

顾彬：根本不是！我也写小说，也写散文，我也和德国的小说家熟悉，也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构思、布局、故事内容，这些元素对小说的重要性呢？

顾彬：从头到尾，每一个词都要恰当，语言第一！很多作家认为内容第一，但是内容不可能第一。

中国新闻周刊：老百姓的阅读口味和文学研究者的总是差别很大。你有何评价？

顾彬：我踢足球，但不是国家队，也可能会有人喜欢看我踢足球。我不反对一个人写作，但是不要认为我应该看所有人业余时写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当代文学和1949年之前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顾彬：首先是语言上的差距。王蒙说过中国当代作家缺少学问，除了诗人以外是这样。他们看得太少，反思得太少，不能对自己质疑，经常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因为他们都不会外语，看的都是翻译成中文的东西，不能了解一个外国作家的语言水平会有多高，如果翻译很差的话，觉得这个作品的水平也就这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是怎样的？

顾彬：太可怕。因为他们多拿“红包”来写，所以，中国文学评论家的作品我们都不看。中国文学的一个问题是在评论家，他们不够认真。他们有责任。

诗人外，其他作家在世界没有地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占据什么位置？

顾彬：诗人有位置，他们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其他的作家没有什么位置!

对我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它对世界文学的作用，完全超越中国文学。很多德国文学作家，包括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他们跟着鲁迅写作，所以他是我们(德国)的，不是你们的。我讲得有些过分，但是有点道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中国的作家？

顾彬：鲁迅不用多说。茅盾20年代末写的小说，丁玲在延安时代写的短篇小说，萧红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呼兰河传》，张天翼的小说我也喜欢，张爱玲不用说了，沈从文也不用说了，还有钱钟书、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我原来不喜欢冰心，但当我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时候，我改变了观点，我发现她小说的白话文非常清晰，她是很重要的作家。

1949年之后，除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伟大的作品，比王蒙的好得多，就是老舍的《茶馆》，但他也留下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很可惜。

北岛、顾城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可1992年后，中国走经济发展之路，文学被逐步边缘化，原来中国文学对社会发展极为重要，但现在在国内基本没有地位。

通过我们的争论，我发现读者还是希望当代文学起些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从胡适提倡白话文到现在，也不过百年，能不能说：1949年以前的白话文水平比1949年之后要高？

顾彬：路德在16世纪初创造了德文，但是到18世纪末以前，德国作家都用拉丁等文字写作，很少用德文。所以说，300年的历史，才会有一个德国人能够写特别好的德文。中国可能也要等300年，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白话文作家。但鲁迅的白话文是不错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文学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学习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应归结为一种天赋？

顾彬：19世纪，有一个法国作家说：如果你想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你先沉默20年。意思是说，你这20年应该继续写，但东西可以不发表，放到抽屉里头，过了20年你拿出来。不少中国作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如果二三十年之后，抽屉里还会有好的作品，那才好。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结论是什么？

顾彬：结论是，不少中国作家不觉得他们能够沉默，他们怕沉默。因为他们不知道文学是工作，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本文摘自2007年《中国新闻周刊》）

新闻推荐

在激情与智慧中舞动音乐的灵魂

——郑小瑛做客“大湖之约”艺术名家大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