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间的自杀披露：利用社交网络数据理解自杀传染

原创 杨芳瑛、杨晓照 定量群学“

“绿蒂！绿蒂！别了啊，别了！”

“砰——”一声枪响，维特结束了他的生命。

”

1774年，德国文学家歌德出版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维特——为情所困，开枪自杀。虽然这本小说获得了诸多赞誉，但也带来了不好的社会后果，即青少年自杀率的提高。

尽管维特只是一个虚拟人物，但他的“行为”通过书籍被广为传播，也随之被青少年所模仿。而后，许多学者证实了媒体报道与个体自杀行为的关联：无论媒介形式是什么，也无论媒体报道的对象是否真实存在，媒体报道影响范围越大，自杀率越高；媒体对自杀行为描述地越详细，同样的自杀行为也更有可能发生。

——这类模仿自杀的行为一般被称之为“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亦可以认为：自杀行为具有传染性。

11月新一期的推送内容，我们将以“维特效应”为起点，向大家介绍一篇关于自杀的“传染机制”的论文：Suicidal Disclosures among Friends:Using Social Network Data to Understand Suicide Contagion（doi：10.1177/0022146514568793）。该论文于2015年在《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杂志上发表，作者是Anna S. Mueller和Seth Abrutyn。

这篇论文思路清晰、描述详尽，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非常适合定量初学者学习、参考。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这篇论文的介绍，向大家说明自杀传染性及其发生的文化和社会机制。

19世纪社会心理学家葛布列-塔尔德最早提出自杀具有传染性，人们在新闻中看到自杀事件后，会有一定的可能进行模仿。今年Netflix热剧《13 reasons why》描写了大量青少年自杀的行为、意识、动机，随机该剧受到争议并暂时下架，就是因为传闻大量有自杀意向的青少年在看了这个剧后尝试自杀。但这些都是传闻，科学问题是自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传染性？毕竟，群学先驱涂尔干的《自杀论》的基点就是反对个人心理主义的自杀模仿说：即，当个体的亲密对象、榜样有自杀或尝试自杀的行为时，个体也有更高的自杀风险。然而，我们却对其中的机制知之甚少。近年来，对风险行为的研究逐渐吸取网络研究、社会资本的理论，得以重新审视自杀的社会传染性，讲个人的心理发生机制和社会网络连接的构造搭接起来，可谓appeasing the Durkheimian position while conceding to the verity in Tarde。

在说明这种机制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学者对这个议题都做出了什么贡献。

自杀传染性的文化解释：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是解释自杀传染性的重要观点。社会学习理论一般用作对广义的越轨行为的解释，自杀这种风险行为也可以包含其中。对自杀传染性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自杀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个体能够拥有自杀的“学习机会”时，他们越容易认同这种行为的定义，进而做出同样的行为。特别是当学习经验的来源是亲密他人时，个体对自杀行为的习得程度越高。

对自杀传染性议题而言，符号互动论也是有力的解释理论之一。在符号互动论的框架下，自杀被认为是一种符号性的表达和表演，以自杀这种已知的行动脚本表演个体内心的心理过程。

当总结社会学习理论和符号互动论中关于自杀行为的研究成果后，作者提出了论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他人公开的自杀意向或自杀行为与一个人自己的自杀倾向有什么关系呢？

情绪渲染：作为自杀的主要原因，和知晓或应对他人自杀行为后果的产物，情绪在自杀传染机制中可能作用突出。而且，社会人的共情能力使得我们容易接受和模仿他人的行为。即使在没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朋友之间也会发生共情——这种共情在正处于对友谊十分敏感的时期的青少年群体中尤为突出。

随之，作者提出了论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他人未经公开的自杀意图和企图、情绪低落和个体的情绪状况、自杀倾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他人的自杀意向和行为未必会表现出来，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情绪传染。但我们依然会经常观察到，有自杀意向的人往往也会有一些同样倾向自杀、自伤的朋友，这时就不是传染机制在做工，而是homophily的选择性后果，类似于肥胖在人群中的聚集（见Christakis&Fowler的经典论述）

选择性交友与自杀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同质的个体间更容易建立起友谊关系。顺延着同质交友的逻辑，一些自杀倾向的个体之所以有这种轻生的念头，不一定是从朋友那里“习得”的，很可能是他自身本就有这样的自杀风险。交友的选择性和他人对自身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之间的关联使得纵向数据的使用格外重要。作者也顺承着这样的思路，提出了第三个研究问题：控制个体内在的特征后，他人的自杀倾向会对后期个体的情绪状况产生什么影响？

社会性别与自杀行为：在青春期，不同性别的个体的自杀意图、自杀行为、情绪状况有显著差异。而女性因为有更为强大的共情能力，她们也更容易受到他人自杀行为的情感伤害。于是，作者基于精神健康的性别差异研究，提出了论文的最后一个研究问题：谁更容易受到自杀传染？

怎么办？

为了探究上述研究问题，作者利用美国青少年和成人健康纵向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to Adult Health，简称“Add Health”）的调查数据。来自于美国80个社区132所中学的7-12年级，共计90,118名学生接受了入学测试，其中有20,745名学生接受了第一次Add Health调查，参与了第一次调查的和14,738名学生在时隔一年后又接受了第二次的调查（第一次调查与第二次调查的样本数量的差异原因主要是接受第一次调查时已经是高三的学生已然毕业，这造成了样本的流失）。伤心的时候，找个地方静静的发呆，告诉自己、要坚强。

Add Health的突出优势在于其设计了“提名法”，要求调查对象列出五个同校的好朋友。此外，Add Health的数据之所以能满足自我和他人间自杀和情绪传染的研究需要，是因为它的抽样框集中在学校，被提名的朋友也会接受调查。如此一来，作者实现了控制、比较、对照的目的。不过为了明确他-我界限，我更愿意用“他人”而非“朋友”来描述被提名的对象。

为保证数据的纵向连续，研究以参与Add Health第二次调查的14,73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经过剔除因变量中有缺失值的个案、对其他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多重填补（M=50）和检验，作者最终使用了Add Health数据中的13,568个样本的数据。

同时，作者列出并在论文中详细解释了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组成和赋值。其中，因变量包括情绪状况（作者对其进行了开方处理）、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自杀倾向、他人的自杀倾向和个体特征（见表1），并分别利用OLS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自变量与自杀行为与自杀意念，和情绪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表2-5展现的是相应的统计分析结果。经统计分析，作者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

他人公开的自杀尝试会影响个体的自杀尝试行为，而关于交友具有选择性的解释仅能部分说明个体自杀尝试行为在一年后所发生的变化（见表2）；他人公开的自杀企图和自杀致死的消息与个体的自杀意念的显著相关，而他人未经披露的自杀尝试和意图则对个体的情绪状况没有显著影响（见表3）；他人对自杀意图的表露会负向影响个体的情绪状况，而且，他人的情绪状况和自我的情绪状况呈现出正相关联的趋势，但是，统计结果不能证明情绪渲染和自杀传染之间有关联性（见表4）；尽管女性在描述分析部分中显现的自杀尝试比率明显高于男性，但在大多数自杀传染行为上和男性无异。而在面对他人有自杀行为时，男女性的情绪状况可能会具有差异。但因为作者并未在论文中明确表示对性别差异的研究成果，也并未展现图表，因而，对性别与自杀传染的解释还不够充分——探究不同性别个体所具有的自杀传染机制，是作者鼓励其他学者进一步推进的研究议题。

总之，这篇论文向我们阐述了与自杀传染主题相关的三个维度，即自杀尝试、自杀意图和情绪状况与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与个体特征、社会（支持）网络和信息传播之间的关联。这里也不耻推一下我们在Social Science & Medicine上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研究（A typology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mixed blessing for suicidal ideation: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665656/）供批判参考。与本文类似，我们发现，社会连接并不都是好的，某些类型的社会连接会增加自杀意念。

我们也需要从这篇论文中得到警示：当我们得知个体公开表现自己的自杀和情绪信息时，我们不仅要对其给予正确的关注和帮助，还要留意他/她的友人。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坏情绪是会传染的。如果向他人传播的诸多坏情绪，坏情绪也会come back to haunt you。

自杀求助热线：010-8295-1332。

希望每一个人都不会拨号，希望每个人都能记下。

作者 | 杨芳瑛（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晓照（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朋友间的自杀披露：利用社交网络数据理解自杀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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