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抗议论争漩涡中的……哈贝马斯

《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著，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688页，98.00元

在刚过去没多久的6月，中国思想界、读书界有过自发地庆贺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的研讨活动，甚至我觉得德国学者斯蒂芬·穆勒-多姆的《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的适时推出，可能也是读书界向哈贝马斯致敬的一种表达。日本东京大学王前教授在《“知识分子如果有一件事情不能容许，那就是变得犬儒”》（《南方周末》，2019.7.7，“阅读”）一文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多姆的这部最新哈贝马斯思想传记，认为该书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哈贝马斯的生平和他的学术思想，“堪称为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哈贝马斯传”。文章中还特别谈到，虽然过去也知道哈贝马斯几乎参加了联邦德国的所有重要政治争论，但是在这部传记中又有新的发现，比如哈贝马斯在1968年的德国学生运动中卷入的激烈争论。文章最后说，“笔者庆幸在这样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位真正的哲人在思考、在发声。……他对现代性的坚持和辩护，对真正的启蒙精神的继承都令人感动”。我对此深有同感，还特别想到了那句几乎被人们用滥的套语：“当我们在今天谈论……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是的，在今天谈论哈贝马斯、向哈贝马斯致敬，无论如何最值得珍视的是他在喧嚣的政治抗争争议中保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和道德勇气。因此，在阅读这部思想传记的过程中，我更多地是在第五章“重返法兰克福：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折磨”中停留、思考。哈贝马斯在为该书写的“引言”中说，透过思想史和生活史的语境，对思想的理解会更透彻。

哈贝马斯作为知识分子进入公共生活，开始于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在1953年最新出版的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收入了他在1935年在弗莱堡大学一次讲座的文稿，但是作者没有以任何方式对当年这篇文稿中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表示任何的反思和忏悔，哈贝马斯难以相信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于是他冒着毁掉自己的学术前程的风险——面对声名显赫的思想大师，他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大学生——发表了题为《通过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质问：“难道有计划地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如今这已世人皆知——也能用存在主义历史观解释为是注定的错误？……难道澄清过去的责任，让人们铭记历史，不是思想者最重要的责任？”（72页）多姆在书中指出，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拒绝反思和忏悔的批判并非仅仅针对海德格尔一个人，同时也针对弥漫在德国社会中的那种普遍氛围，即阿伦特所说的对纳粹历史的普遍淡漠和极权主义阴魂不散。在今天，这样的质问难道不也是同样震撼着我们吗？尽管哈贝马斯仍然试图把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的政治错误切割开来，但是在他心目中的那个“思想家”人设已经彻底崩溃。对于年轻的哈贝马斯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选择与德国哲学“教父”交锋，并且首次明确提到了他称为“公共批判守护者”的话题。从此以后，他将以越来越激越的姿态行使知识分子的守护者职责”。（73页）多姆认为哈贝马斯引发的这场争论标志着一个漫长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将在1968年如火如荼地展开，“子女辈开始向他们的父母师长发出诘问。这个年轻的民主政体国家将成长起来”。（75页）很显然，在“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这个主题内容中，1968年必定是更为激烈和尖锐的议题。

1962年10月，西德《明镜》周刊几名主编因对北约军演的批评性报道被当局逮捕，引发了公众抗议，哈贝马斯也在给联邦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名，风波最后导致政府危机，国防部长下台。30年后，哈贝马斯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一事件使人们从根本上开始认真对待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能够动员公众；而知识分子也发现可以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论争改变人们的观点。（134页）在19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介入公共生活的姿态越来越清晰，立场也越来越坚定，而且与雅斯贝尔斯不同的是他保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民主有赖于公民将安排社会生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36页）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哈贝马斯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反对对“政治”概念的污名化，他认为政治不是学者应该逃避的社会特殊领域，不应该嘲讽、蔑视或厌恶政治，而应当认真对待政治及其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塑造空间，通过“干预”来影响政治和改变人们的看法。多姆指出，“对哈贝马斯而言，政治作为市民社会行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36页）他的介入政治持的是改革者的立场，一方面积极支持在宪法框架中争取民主，另一方面则具体地支持高校改革和民主化诉求，同时积极探索具有公共意义的目标及政治行动。（137页）就后者来说，他对于高校改革的思想集中表现为反对大学体制中的机构官僚化趋势，呼吁坚持大学的独立精神和科学的自我反省精神。哈贝马斯在教育问题上的批判性反思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生活的思想历程的一部分，多姆深刻地指出这不仅表现出他对于自己身处其中的教育制度的关切，同时也反映出他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始终在思考的主题：理论和实践、公共领域和民主、诠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些思考中凝练出一个问题：一种坚持区分实然和应然的社会科学的认识批判的自我反思具有何种地位？这个应然从何处而来？怎样令人信服地进行论证？“哈贝马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出批判的法律依据”。”（140页）这是对著名的休谟难题的一种思考路径，他把“法律依据”作为关键问题，可以说明他对社会科学的应然性思考最终是以法学伦理意义上的判断作为依归。这种思考在接下来的第五章“重返法兰克福：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的折磨”中有了非常集中和激烈的表现。1964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的教席。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和继续深化他的社会学与认识论研究之外，这段时期他更为重要的形象是对公共生活和政治争议的介入，是置身于“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的漩涡之中“针对抗议运动的思考”。

于尔根·哈贝马斯

60年代的政治风云动荡，越南危机、民权运动、反殖斗争和联邦德国内部的政治纷争使青年文化和学生运动持续发展、日趋激化，知识界也呈现出以社会学的迅猛发展为基础的思想性与批判性氛围。哈贝马斯首先对高校改革运动作出表态，他认为高校改革本质上就是高校民主化，进而把民主化和批判性作为运动的首先特征和目标，强调在这过程中的公共讨论和规范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于在非强制性交往中达成共识的重要意义。（157页）这时期的社会反抗运动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广泛反响，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运动很快成为人们的关注热点。哈贝马斯参加了一些抗议活动，在呼吁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声明中签名，同时十分关注社民党内部的政治争议。

1967年6月2日发生的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在示威游行中被柏林便衣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是德国学生抗议运动的转折点，全国各地迅速爆发抗议游行，舆论上的政治撕裂更为激烈。大多数政治精英在媒体上竭力为警方洗地，大学生和许多知识分子则谴责这事件是政治谋杀。哈贝马斯深感震惊，在深入了解事件详情的同时，担心的是这会加速反民主的《紧急状态法》的出台。6月9日，在汉诺威举行了欧内索格的葬礼，在随后举行的报告会上哈贝马斯指出该事件是“具有威慑意图的恐怖行动”。“他呼吁借助公共抗议手段来抵制逐渐显形的“威权主义绩效社会”，但也告诫勿采取破釜沉舟的激进行动，不要“通过挑衅使制度的隐形暴力成为显形暴力”。那是“自虐，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而是对暴力的屈服”。”（160—161页）他的这种观点马上受到激进的学生领袖克拉尔、杜奇克等人的指责，哈贝马斯则以“左翼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作为回应，结果是引起持续的激烈反应。从这些反应和哈贝马斯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在60年代后期德国的青年激进运动中的激烈论证所具有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的真实内涵，可以看到一种远远高于谩骂式撕裂与本能性对抗的思想抗争的严肃性以及从长远来看的建设性。在这场报告会之后，许多媒体声称“不久前刚被学生宣布为反抗运动精神领航者的哈贝马斯，已和日趋激烈的学生激进主义告别”。哈贝马斯的助手耐格特也发表文章批评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指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衰退阶段的表现”，他说“左翼法西斯主义是体制固有的法西斯化趋势在易受歧视的边缘群体身上的投射”。（161—162页）；在同年出版的《左派对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回应》一书的引言中，耐格特指出哈贝马斯力图坚持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解放功能久已被证明具有欺骗性。（169页）这些批评看起来具有对自由主义立场的批判性和对现实中的群体意识的敏感分析。哈贝马斯的学生策鲁提发表了批评他的导师的公开信，提醒他“须历经炼狱的淬炼方能实现革命”；多尔纳则认为哈贝马斯在政治讨论中使用了冰冷的概念，从而远离了他本人所追求的政治公共领域，“他过于孤立地看待新型抗议技巧（及其不成熟性），而未将之置于政治运动框架中通盘分析”。麦施卡特则认为哈贝马斯误判了运动的动机，所犯的错误是以“基于高度抽象的时代理论，得出判断行动是非的标准”。多姆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左派内部分歧的公开化，主要是为了促进其政治自我理解”，“并不是为了反对哈贝马斯”。（170页）哈贝马斯没有参与这些争论，拒绝写回应文章。时隔10年之后，哈贝马斯承认他的“左翼法西斯主义”说法“是过于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做出的反应”，尽管只是一种内部批评，但说话的场合不合适。也是在若干年以后，当年的活跃分子克劳斯·奥佛也为哈贝马斯辩护：“情绪激动、被自己对形势的认识误导的学生表现出的暴力对抗想象，根本就是愚蠢。……这让哈贝马斯感到厌恶。他认为这种形势解读是错误的。”（162页）哈贝马斯在1967年在美国的讲演中认为“当下西德的政治化进程,是人们对战后社会僵化为威权主义形态的反应。在富裕社会条件下成长、认真看待民主宪政制度的参与原则的年轻一代,对这种社会形态持批评态度。这一代人拒绝接受“技术发展水平很高,但个体生活依旧被效能竞争伦理、身份竞争、占有驱使的物化和替代性满足等价值观念所决定””；指出世界范围的大学生反越战行动具有合理性。（164页）关于哈贝马斯与青年激进分子的根本分歧，1968年2月 12 日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报道做了这样的概括：“两种立场针锋相对、水火不容：SDS的领袖强烈要求对“隐藏着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必要时诉诸暴力；哈贝马斯则主张利用议会民主制度的活动空间,“因此需要启蒙式，而非篡夺式的抗议形式”。”（165页）即便是在最为激烈的抗议争论中，哈贝马斯仍然坚持要通过自由和公开讨论获得最后的决断，坚持决断必须依赖于论证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强迫，他一直坚守和强调的是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抗争的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与这些思想交锋相对应的是现实中的辩论场面所呈现的哈贝马斯风格，多姆在书中运用了一组当年辩论会议的现场照片，并且作了生动的阐释：“从阿比萨克·图尔曼拍摄的会议激辩的照片上,可看到哈贝马斯如何置身狮穴侃侃讲述他对伪革命者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以及如何回答人们对其演说中提出的六个论点的异议。……他站得离麦克风很近，左手握着几页刚才演说的《关于青年反对派的战术、目标和局势分析》的文稿。在另张照片中,他在脱稿讲话，右手打着手势。他没穿西装，着装随意。显然，照片中人努力想作为一位积极参与者通过观点交锋让人信服，而不是摆出大教授“居高临下”的训诫架势。“非强制性对话”或许是契合这组照片的一个好标题。”（168—169页）但是，这样的理性对话场面看起来并不能持久，他的哲学讨论课常常充满白热化的论战气氛。有一次在哈贝马斯的讲座课上，一个学生上来宣布自己要做一场新形式的“就职演说”，哈贝马斯让出讲台和麦克风试图与之进行对话，但对方拒绝对话，最后他只好宣布将课推迟到次日然后从容离去。他在1969年5月5日写给马尔库塞的信中描述了那种情景：学生要在物质上和功能上把研讨课变成行动组织中心，以便在大学内外进行直接斗争；当有人喊出“进机房捣毁设备，去图书馆把书弄到大街上”口号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照办；他把研讨课停了，学生就去研究所继续闹事。（176页）当时有一本很畅销的《明星》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封面文章，题目是《革命吞食了革命之父》，很可以看出在这种激烈的争议气氛中蕴含的实质性对抗。

正如多姆该书的副标题“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所揭示的，介入社会运动是哈贝马斯思想发展史中的核心枢纽，而在1960年代的政治抗议论争漩涡之中的哈贝马斯更是充分展示出他作为思想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自觉使命与道德勇气。在今天看来，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在这场思想风暴中所秉持的“中左”立场和支持理性的抗议运动、反对激进暴力的态度是否自相矛盾或对错的比重等议题，而是他在激烈抗争的思想场域中能够坚持寻求理性对话的基本立场和保持批判性的反思能力。从五十年代的批评海德格尔风波到六十年代的抗争论战漩涡，再到八十年代以后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对欧盟事业的推动，他一直以介入的身姿活跃在当代世界政治生活的前沿。无论对错，他不但总是站在前面，而且总是强调民主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和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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