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张玉瑶

德国青年作家、托马斯·曼奖获得者丹尼尔·凯曼在其短篇小说集《名声》的最后一篇《险境》中，借人物（而且是小说中的人物所虚构的人物）之口，道出故事作为一个圈套的本质，也让我们在合上书的最后一页前，猛然意识到写作其实一直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一种反讽式镜像而存在的——生活总是比“故事”更为复杂，而且永远不能完全进入故事的套路化讲述。暗暗猜想，作家本人写到这里时，大约嘴角也是浮起了一丝狡黠的笑容，仿佛和一直专注于“故事”的读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以阅读的质地来说，《名声》并不太像典型的德语文学，少了一分凝重，多了一分叙事的顽皮，故事好看，反而有些英美短篇小说的味道，处处可体味到小说家操纵虚拟世界时那份精巧的匠心。《名声》中共有九篇文章，采用了间接勾连的结构方式：通信公司经理、职员、明星、作家等等，每个人存在于自给自足又开放的生活中，同时又在不自觉、无意识中和其他陌生人的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这种联系在功能上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可能仅仅只是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一张一闪而过的海报、一个毫不起眼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各自的故事独立展开，同时在整体上产生某种多米诺骨牌般的动态反应——太像小说了吗？但不得不说，这又极贴合真实的生活形态：在每个人生活的上游和下游，每天都发生着无数的事情，他置身其中浑然不觉，但也没有必要去知道。在我们大部分时光都琐碎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散射的偶然总是多于聚焦的必然。凯曼只是暂时借用了自己小说家的身份，当了一回视角上的上帝。

从手法上看，这种“相关文本”式的创作其实并不算是多么新奇，但凯曼的“淘气”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偶然”式的机巧，而是兴致勃勃地玩起了一种关联起现实和虚构的游戏。全书中一个稍微核心一点的人物是作家莱奥，如同任何一个合格的写作者一样，莱奥过着外部和内部的双重生活，凯曼在讲述与他外部生活相关联的诸个故事时，亦短暂地拿过他的笔，替这位笔下的作家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套盒式的虚构中的虚构、小说里的小说，同时也作为了《名声》中独立的一篇。

现实和虚构是有界限的吗？凯曼若是在这本书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至少也是在尝试模糊二者的区隔。这或许也是他选择将一个作家作为重要人物的原因。作家对自己创设的世界本应拥有绝对权力，但莱奥惊讶地发现，他失去了这种操控力，人物不再只是负有承载他写作目的的使命，而有了自由意志。当写作者和被写作者、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中的人站在了同一平面上，现实和虚构，也就真正成为两个平行空间里的真实，而非后者附属于前者。在《险境》中，这种模糊性更是被推向极端，主人公走进了一个由小说中人物构成的、分不清现实与虚构的空间后，放弃了对于“故事”的把握和探寻，转而接受故事本身便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事实。

凯曼就这样用“故事”和阅读故事的我们相周旋，幽默，冷眼，又有点煞有介事。会讲故事是一种天才，但更难的是，如何用故事来进行有效的反讽。如果说在《名声》中，凯曼还倾向流连于叙事的游戏，那么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集《我承认，我撒了谎》中，就有更多的无常意味和荒诞性。譬如《在阳光下》这一篇所叙述的，一个默默无名的文学研究者，屡次和心中的偶像作家擦肩而过（更确切地说，是从来就没有过接触的机会），最后一次，甚至连墓地也错过，只得在哭泣中离开——小说中的这种情景，往往更类似于真实人生的悲哀宿命。比起普通人，作家们的一大优势或许就在于，他们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生活，但又因为他们可自由出入于现实与虚构之间，便也有了嘲讽生活的可能。

就如丹尼尔·凯曼。在作家中，他年纪尚轻，还有漫长的时间去打磨出一种刻骨的反讽性，随时开始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

“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一个故事会在哪里结束，另一个故事又会在哪里开始！事实上，所有的故事都交织在一起。只有在书里，它们才界限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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