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内疚

◎唐宝民

两位文学大师的内疚,是一种高贵的内疚。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因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讽刺了斯大林而被捕,被捕后的第二天,他和一群囚犯被押送着步行去某处营地。这些囚犯中,有6名俄国士兵,还有1名德国平民。

索尔仁尼琴被捕前的身份是俄国军官,随身带着一个箱子,押解队队长让他自己扛着箱子走,但他想:“我是一名军官,在这群囚犯中地位是最高的,怎么能自己扛着箱子?”于是,他便对押解队队长说:“我是军官,让德国人替我扛箱子吧!”队长命令那个德国人扛起了箱子。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那个德国人显然是累了,向押解人员示意自己已经拿不动了,那6个士兵便主动上前接过箱子,轮流扛着……

多年以后,当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之后,再回忆这件往事时,他产生了深深的内疚感,此时的他认识到:“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我怎么能要求那个德国公民替我扛箱子,而我自己却心安理得呢?”在以后的岁月中,那种内疚的情绪,几乎伴随了索尔仁尼琴整个后半生。

《现代人》杂志因常刊发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屡受查处。有一回,沙皇遇刺幸免于难,媒体纷纷发表祝贺的文章向沙皇示好,主编涅克拉索夫也违心地写了一首诗表达祝贺。但这件事,让他一直深感内疚,他为此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在极力排遣恶劣的思绪,时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好人,时而觉得自己是个大坏人……在后一种心境下,我感到痛苦而又痛苦,既无力站起来,也无力完全倒下时,比什么都难受……”

学者林贤治评论说:“一首诗,比起《现代人》众多反叛倾向的作品,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诗人对异质的东西特别敏感,哪怕半点的虚伪和污垢,都会使心灵深受创伤。”

内疚原是一种极为平常的心理活动,可是,物化社会的人们,心灵已经逐渐石头化、灵魂日渐麻木,许多人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耻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不再产生内疚的感觉。

(摘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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