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另类”教学理念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林语堂有过一段短暂的执教生涯。无论是讲课、教子，还是学生时代的上课。特别是关于他演讲的一个段子，更令人感觉到他的“另类”。有一次，林语堂应邀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说话之前，许多冗长乏味的演讲已经让学生们昏昏欲睡。林语堂作为特邀嘉宾上台压轴发言时，已经十一点半了，他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绅士的讲演，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说完走下讲台，台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叫好。

以花生果喻长性

林语堂上课以“不正经”著称，他从不正襟危坐，喜欢在讲台上逛来逛去，三尺天地他也能闲云野鹤，有时讲着讲着干脆一屁股坐到讲台上。林语堂很少坐在椅子上，讲得兴起的时候，偶尔会忍不住将穿着皮鞋的双脚跷到讲台上，他认为这样的姿势很舒服。林语堂曾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林老师第一堂课，竟然是教学生们吃花生米。这天，林语堂带了一个大包到教室，学生们还以为这里面装的都是教学资料，看这架势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心想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文凭的老师果然深不可测。不料，林语堂上了讲台，把包倒过来，往讲台上一倒，只见满满一堆带壳花生稀里哗啦全落在了台上。林语堂抓起一把花生，分给前面的学生，并请诸君自便。

大家自打当学生开始，从来没遇到如此荒唐的事情，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先动手。林语堂知道同学们的心理，笑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他顿了顿，接着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闻言哄堂大笑。林语堂趁机招呼学生：“请吃！请吃！ ”课堂里立即响起了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等到花生吃完，林语堂随即宣布下课，夹起皮包，一拍屁股，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林语堂讲课，果然没有学生缺课，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学生慕名赶来旁听。这一方面是源于林语堂的学问和名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课上，完全不会感受到拘束和压迫，有时候你甚至忘记了自己在上课。

相面打分

不好好上课就罢了，对待学生考试他就更不当回事了，不考试，当然也就不用阅卷。那成绩哪里来？好，你听着：相面打分。

每到学期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林语堂便端坐在讲台上，随手捡起学生的花名册一一唱名，念到名字的学生依次站起来。这时，林语堂便如相面先生一般，细细把这个学生打量一番，然后在成绩册上记上一个分数，这就是该生本学期的成绩了。

林语堂“相面打分”的故事堪称教育界的一大奇闻，并引起了一些老师的模仿。林语堂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刻板的考试制度的厌恶，他说：“倘使我只在大学讲堂演讲，一班56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认不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10个考题给他们考，而凭这10个考题，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我也不肯。 ”

他还把考试比成大煞风景的 “煮鹤”，说：“恶性考试艺术就是煮鹤艺术，可惜被煮的是我们男女青年。 ”令人称奇的是，那些被林语堂“相面打分”过的学生接到自己的成绩后个个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上校长那投诉，而且大家公认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

其实，林语堂记忆力超群，他平时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提问、交流等方式早已对每一个学生知根知底，他的这种相面打分看似及其随意，实际上是在了解了每一个学生的水平之后作出的合理决断，比起偶然性很大的一次考试反而更显出其公平，也更显出林语堂授课之用心。

“社会是最好的大学”

那这样的老师又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呢？林语堂认为社会是最好的大学，人生是最好的老师，他在教育自己的女儿时总是不遗余力，他带她们亲自去体验这个世界。他带领女儿们去著名的维苏威火山探险，女儿林太乙回来后还根据此事写成文章发表。有一次，他甚至带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在巴黎的夜场看了场脱衣舞，看到那些一丝不挂的舞者，女儿们个个掩面低头，林语堂却正颜告诉她们：这是最高雅美丽的艺术！

如此教子，怎能成才？你别急，林语堂的两个女儿虽然都没有上大学，但是照样很有出息，大女儿如斯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台北故宫馆藏的英文介绍大多出自她手；二女儿太乙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的创始人，曾任香港《读者文摘》总编辑23年之久，她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成为了一个作家。更有意思的是，从没上过大学的林太乙居然在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教的是中文。

按理说，林语堂个人的成就，家教的成功，应该是源于他学生时代怎样的努力和用功。相反，他的表现一如前文所述，还是那三个字：不正经。

读小学时，林语堂就曾在一次考试前夕窃取了老师的考卷，使得整个班级的同学在这次考试中一致得了高分。这件事让林语堂终身引以为豪，他鄙视那些所谓的优秀学生，认为这些人只不过是老师肚子里的蛔虫。后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照样“执迷不悟”。大考之前，同学连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林语堂却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以此为乐。不过由于林语堂资质出众，每次大考还是高居第二。

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自己没有考第一的原因：“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 ”

在圣约翰大学，林语堂还是校讲演队（类似我们现在的辩论队）的主力，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各种比赛，屡创佳绩而声名大噪，轰动一方。此外，林语堂在圣约翰还学会了打网球，参加了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最出色的是，林语堂还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并代表学校参加了远东运动会。林语堂感叹自己上对了大学：“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 ”

编辑点评：看似另类，或许正是林语堂的高超之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语堂足以成为素质教育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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