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一家经营白酒业务的公司为解堵实行“朝十晚六”错峰上下班,此举不仅引起众多上班族艳羡,郑州市人大代表、中原工学院副教授武明霞更是力挺,并称该做法值得提倡。
(据6月4日人民网消息)
错时上下班,听起来很美。这些年,“堵城”已经成了每个城市的一块心病。在治堵妙方中,“错时”无疑是个热词。一方面,它没有虚耗更多公共资源,不会增加民众或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适时调整出行量的“峰谷”,也利于民众在工作时间错时享受便捷的公共服务。于是从北京到武汉、从郑州到厦门,诸多城市开始考虑通过错时上下班来为道路流量“减负”。
从交通工程理论上来说,所谓的错时其实是一种“平峰”的手段。有消息说,济南市区推行错时上下班工作制度后,主要道路机动车、非机动车减少了约30%以上,相当于节约十多亿元的道路建设投入。这些固然是错时政策的益处,但我们在考量制度收益的时候,不能忽略两个要素:一是前提,二是成本。一者,错时上下班要能真正“平峰”,需要在实施前统筹安排,如果各自为政,你玩你的“朝九晚五”、他玩他的“朝十晚六”,要么是错时后“撞车”,要么是错而无序,一家错时还好,个个错时起来,恐怕就未必真有奇效了。二者,从错时的成本来看,需要城市部门在配套措施上予以跟进。譬如城市公交系统一般都会根据峰谷情况安排运营密集度,推迟下班后,衣食住行等层面能否无缝对接?
更重要的还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错时政策是否需要征询民意?大规模的错时安排,事关民生,亟待听证商榷;即便是小企业的“自作主张”,恐怕也不能绕过工会等层面朝令夕改,不然,一时一个错时政策很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瞎折腾”。二是错时的效果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城市交通的饱和度,一旦城市满城“超载”,再精明的错峰恐怕也是回天乏术。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交管局的数字,截至2010年4月15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22.4万辆。此前错时上下班涉及到的人群,主要是北京市属各单位的公务员等81万人,这些人未必人人有车,即使人人有车,也才81万辆,相较于庞大的总量,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错时上下班,确实很有历史,譬如德国一些大城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实施错时上下班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机动车保有量虽大,但使用量小,这与其较为完善的公共交通设施和公民自觉的环保意识等大有干系。一言以蔽之,错时毕竟是治标之计,拥堵问题的出路,还得在“增量”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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