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是“写作困难”的人

德语文学的最优秀的代表、《无个性的男人》的作者罗伯特·穆齐尔,被国际文学评论界认为是与乔伊思、普鲁思特并列的20世纪欧洲文学的三大心灵小说家。他的作品的难产度在作家群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例如为了撰写两篇总计一百多页的小说(《爱情的完美》和《宁静的维罗妮卡的诱惑》),他用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要“没日没夜地工作”。至于他的代表作《无个性的男人》的写作故事则更离奇:穆齐尔从1905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20年代开始动笔,前后易稿20余次,一直到他1942年去世,书仍然没有完成。也就是说,这部小说花了近40年的工夫(当然,它也是一部百万字以上的文学巨著)。穆齐尔把他常常陷于的困难的写作状态称作“写作瘫痪”。他甚至说:“我的传达欲望极其微少,已经偏离开作家的类型了。”

这个例子让我特别感慨。我联想到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某种情形。毋庸置疑,近年来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高潮期。据统计,进入90年代后半期,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达到了800至1000部(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教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统计大概未能把自费出书等诸多市场条件下的出版情况囊括在内,也就是说,近些年长篇小说的实际出版量肯定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10年来,的确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诸如陈忠实《白鹿原》、韩少功《马桥词典》、张承志《心灵史》、张炜《九月寓言》、史铁生《务虚笔记》、张贤亮《习惯死亡》、王安忆《长恨歌》、阿来《尘埃落定》、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铁凝《大浴女》等等。但将之置诸新时期小说发展史,不由人不发“草盛豆苗稀”之叹。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上述所举的优秀作品,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否已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经典?在世界文学的大系统中看,中国的这些长篇小说家们是否有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创造、突破和贡献(这跟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两码事)?我想,这恐怕是无论谁都难以乐观地给以肯定性回答的。

值得重视的是,近些年来,长篇小说严重缩水的现象非常显豁。这一现象,除了受市场直接导向和影响的那部分创作,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严肃的作家的创作也概莫能外。譬如,刘震云长达两百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关于这部作品,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争论。摩罗和杨帆就曾认为,由于《故乡面和花朵》的写作,刘震云“实际上已经是卓尔不群的大作家”。朱向前则在肯定这部作品“体现了汉语想象的无限可能性”的同时,指责这部作品“几乎是要以它骇人的长度、纷繁芜杂零乱的意象和晦涩艰深絮叨的语言干脆拒绝人的阅读”。更多的批评者倾向于认为,《故乡面和花朵》是一部令人乏味的作品,这样一场马拉松式的写作,只不过展示了刘震云的写作耐力惊人,如此而已。

朱向前称赞刘震云:“伏案八载心无旁骛的严肃创作态度”是“毋庸置疑”的。我则认为,尽管“心无旁骛”,刘震云的创作速度仍然是惊人的———比较罗伯特·穆齐尔,更容易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当然,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唯速度论者:单纯以写作速度的快慢推论写作水平的高下。历史上,写作速度极快而又具有相当高的写作水准的作家不乏其例。譬如巴尔扎克,在51年的有限生涯里,写出了上百部小说,光是从1836年到1842年的6年时间,就写出了30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属于长篇,问题是,如果没有写出真正优秀的长篇,那么写作的这种高速度就由不得不叫人生疑了。

如前所述,穆齐尔的《无个性的男人》前后易稿凡20余次,事实上,这样严谨的写作态度在中国文学史并不鲜见:杜甫等诸多中国古代诗人的“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曹雪芹作《红楼梦》时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便是典型。其实,当代中国又何尝缺乏这样的例子呢?譬如,张炜写作《九月寓言》,短短20多万字便用了足足6年时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是在一种半隐居的状态下奋力写成的。仍然回到穆齐尔。他的传记作者波格罕认为,穆齐尔正是德国文学的另一个伟大代表托马斯·曼定义上的那种作家——托氏认为,“作家就是那种写作困难的人”。这个颇为吊诡的说法,恰恰击中了今日长篇写作者们的要害。在此,我所能开出的仍然是老旧的药方,那便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简言之,少点数量,多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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