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季羡林是一个很冷漠的父亲

季羡林季承

在季承心中，季羡林是父亲，更是朋友，父子间聚少离多，季羡林留学德国１１年，回来后两地分离１６年，后来又有１３年人为的隔绝。长时间的分离似乎冲淡了他们之间的父子情。在季羡林生命的最后８个月，父子两人得以重聚， 这对曾经疏远的父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这段日子里，两人都了去了心中的遗憾。季承说：“我恨自己当初不该意气用事，不应该和父亲闹翻。给了一些用心不良的人以可乘之机。”

２０１１年８月６日是季羡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应本报之约新浪文化读书记者杨卓对季羡林之子季承进行了专访。

杨卓：季羡林是个怎样的父亲？他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季承：他是一位很冷漠的父亲。他对孩子们没有多少亲近的表示，所以我们和父亲就很生疏。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不记得父亲对我有过什么亲昵的表现，像拉手、拥抱、亲吻等动作一概没有。但是，即使这样，现在看来，父亲心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儿女之情。譬如，他曾有阶段地送给我们一些礼物，第一次见面有礼物，大学毕业后给我和姐姐各买了一块手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礼，等等。不过，这种赠予对加深我们和父亲的亲情作用不大，因为礼节性的色彩太重了。更重要的，由于父亲对婚姻、家庭的不满，加上他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负担极重，使他和子女之间很难有较深刻的交流。可以说，除去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和父亲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我们主要的是朋友的关系。

杨卓：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季承：真的很难说，母亲一生有什么最幸福的时光。如果要说的话，也许是他和叔祖母于１９６２年来到北京以后到“文革”前的那段时间。这实在是太过于短暂的一段时光。老年时的母亲，生活虽然平静，但很难说是幸福的。说起来真是令我十分伤感。

杨卓：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晚，电视播出的画面显示：季羡林住的病房走进一个头发已白的男子，来者一进病房就跪下了，说：“老爷子，我给你请罪来了。”季老说：“你何罪之有啊，这１３年里，我何尝不在想你啊。”两人拥抱。再回想这一幕，有何感想？是何原因让父子隔阂１３年？外界充满了传言，又是何原因打破了隔阂？

季承：１１年德国留学，１６年父亲在北平、北京和我们家两地分离，后来又有１３年的人为隔绝，你们看我们能有多少时间团聚！当我在父亲最后的岁月和他重聚的时候，怎能不激动。我本来是去请罪的，预期着的是一顿喝斥，可万万没想到父亲竟然说出了下面的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话说到这里，还有什么恩怨可谈，还有什么隔阂可说，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亲切、更动人的真情吗？！

对于１３年的隔绝，我有悔有恨。悔的是当初不应该和父亲闹翻，他说是他遗弃了我，实际上不也是我遗弃了他吗？如果当时我坚持不离开他，不也就没有后来的长时间的分离吗？用心不良的人不也就没有可乘之机吗？

说到恨，主要是恨自己，不该意气用事，当然也恨那个泼皮似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让我看到了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我同情、怜悯父亲，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坏人的算计，为什么会掉进她的罗网而不能自拔。这种情况正表现出了父亲为人的最大弱点。他说他不糊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糊涂了一把。好在，天意难违，父亲在最后关头，得以拨乱反正，使事情回归正常。

谈父亲遗产问题：与北大的交涉有倒退迹象

杨卓：您在广东佛山宣传新书《我和父亲季羡林》时，曾向媒体表示：“明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我计划拿出至少一亿元遗产，设立季羡林奖金。”现在这个日子到了，我们想知道您的计划能如期实施吗，现在到了哪个阶段？能具体谈一谈季羡林奖金的事吗？

季承：关于“季羡林奖金”的设想，我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要对社会有个交代，让父亲的遗产服务社会；另一个是父亲遗留下来的文物现在都在北大，交涉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果，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妥当的。用父亲的遗物部分变现设立奖金，也许可以促进北大尽快解决此事。

我计划对“季羡林奖金”这样设立与支配：父亲的遗产变现一亿元设立奖金，对在东方学、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散文及杂文等五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给予重奖。此奖金可由北大牵头设立，由北大、临清市政府、西安国学院三方轮流评定。

北大在父亲生前表示，完全听从季先生对自己所收藏的文物、古董的处理意见，当时父亲表示不捐，北大应将父亲的遗物退交我们处理，这事拖了两年多了，最近交涉亦无明确结果，现在不但没有进展，还有倒退迹象。我们已经委托律师，与北大进行进一步的交涉。

据北大方面介绍，父亲的遗物大致包括５７７幅字画，其中有２０７幅古字画，具体目录，北大方面一直没有提供给我。北大校方从家里清理出来的几十件珍贵文物，现在也没有归还给我们，我认为北大的做法是欠妥的。父亲生前委托北大保管的这些物品，没有理由不归还我们，但北大方面总是以“还在研究”为由拒绝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杨卓：有人说你是为了出名求利和争夺遗产？

季承：名利对我如浮云。遗产不用争夺，归属自明。

杨卓：季羡林留下的遗产市值大概有多少？ 

季承：这个不太好估，我自己也不懂这些东西。钱文忠之前在博客里面曾说过，这批东西值几个亿。但我觉得在拍卖市场浮动很大，不过最低一个亿也是有的。

杨卓：你为何说２００１年父亲的捐献是不合法、没有清单目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滑稽的捐献？

季承：这个故事比较曲折。２００１年，季老做过一次“裸捐”，声称把他所有东西都捐赠给北大，包括“一桌一椅、一笔一砚”。我在２００６年写信告诉北大的领导，这一捐献无效，因为这是违反法律的——父亲捐献的是他与母亲共有的财产，并没有得到母亲同意；即使母亲已经过世，子女对于财产有继承权，那次的捐献没有分拆财产，父亲全捐了，所以捐献没有成立。到了２００９年１月份，北大两位校领导，专门到我父亲的病房，当着父亲和我的面转达北大８项意见，其中有一项是有关文物的问题，他们说：“季羡林先生，你这些文物，愿意捐献就捐献，不捐献就不捐，我们尊重您的选择。”因为捐献是以当事人生前最后意愿为准，还有回旋的余地。我父亲当即说不捐献。北大领导退还了２００１年的捐赠协议，表明他们承认捐献这个事情已经没用。当时我让学校提供一份详细藏品清单给我，他们同意了，可是到了现在都没有给我。

杨卓：新浪文化读书记者

《我和父亲季羡林》

不是“揭伤疤”

杨卓：母亲在你们面前，经常提到父亲吗？

季承：母亲在我们面前很少提到父亲，只是当我们问到我们有没有父亲的时候，她才说，你们也有父亲，他在德国留学。

杨卓：中国人讲究“为尊者讳”、“子为父隐”，但是有读者在看了您写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之后，评价说这是一本“坦白之书”，“真实得近乎残忍，让人感到苦涩和悲怆”。您对这种评价怎么看？是不是如外界猜测的是抒发怨气？您觉得这对季羡林先生是否会有负面的影响？您希望广大读者应以何种眼光来阅读和理解您的这本书？如果让您自己来评价《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您会怎么评价？

季承：我的这本书出版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我认为，除了“为尊者讳”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尊重事实。如果因为某个原因而讳谈某事，可能会在道德上获得好处，但这是不恰当的。在世界事物发展过程中，“真实”起到重要作用，只说事情的某一方面，对事情的发展没有好处。

我的这本书不是“揭伤疤”的书，它是实事求是、真实、全面地介绍一个人。大家读后不应当影响到对季先生好的印象，也不会给他抹黑。也许读者在阅读时一时会接收不了，但是稍微冷静下来读一读，你就会发现，我是在心平气和、冷静地讲事实，更能让人全面、真实地了解他的为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新的评价。

对父亲，我不能说没有怨气。家庭、父子总有一定程度的恩恩怨怨，过去在宣传中存在一些片面性，有些实际情况不为人知，应当介绍给大家，这样对于父亲的全面、真实的认识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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