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季承
在季承心中,季羡林是父亲,更是朋友,父子间聚少离多,季羡林留学德国11年,回来后两地分离16年,后来又有13年人为的隔绝。长时间的分离似乎冲淡了他们之间的父子情。在季羡林生命的最后8个月,父子两人得以重聚, 这对曾经疏远的父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这段日子里,两人都了去了心中的遗憾。季承说:“我恨自己当初不该意气用事,不应该和父亲闹翻。给了一些用心不良的人以可乘之机。”
2011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应本报之约新浪文化读书记者杨卓对季羡林之子季承进行了专访。
杨卓:季羡林是个怎样的父亲?他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季承:他是一位很冷漠的父亲。他对孩子们没有多少亲近的表示,所以我们和父亲就很生疏。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不记得父亲对我有过什么亲昵的表现,像拉手、拥抱、亲吻等动作一概没有。但是,即使这样,现在看来,父亲心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儿女之情。譬如,他曾有阶段地送给我们一些礼物,第一次见面有礼物,大学毕业后给我和姐姐各买了一块手表,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礼,等等。不过,这种赠予对加深我们和父亲的亲情作用不大,因为礼节性的色彩太重了。更重要的,由于父亲对婚姻、家庭的不满,加上他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负担极重,使他和子女之间很难有较深刻的交流。可以说,除去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和父亲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我们主要的是朋友的关系。
杨卓: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季承:真的很难说,母亲一生有什么最幸福的时光。如果要说的话,也许是他和叔祖母于1962年来到北京以后到“文革”前的那段时间。这实在是太过于短暂的一段时光。老年时的母亲,生活虽然平静,但很难说是幸福的。说起来真是令我十分伤感。
杨卓:2008年11月7日晚,电视播出的画面显示:季羡林住的病房走进一个头发已白的男子,来者一进病房就跪下了,说:“老爷子,我给你请罪来了。”季老说:“你何罪之有啊,这13年里,我何尝不在想你啊。”两人拥抱。再回想这一幕,有何感想?是何原因让父子隔阂13年?外界充满了传言,又是何原因打破了隔阂?
季承:11年德国留学,16年父亲在北平、北京和我们家两地分离,后来又有13年的人为隔绝,你们看我们能有多少时间团聚!当我在父亲最后的岁月和他重聚的时候,怎能不激动。我本来是去请罪的,预期着的是一顿喝斥,可万万没想到父亲竟然说出了下面的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话说到这里,还有什么恩怨可谈,还有什么隔阂可说,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亲切、更动人的真情吗?!
对于13年的隔绝,我有悔有恨。悔的是当初不应该和父亲闹翻,他说是他遗弃了我,实际上不也是我遗弃了他吗?如果当时我坚持不离开他,不也就没有后来的长时间的分离吗?用心不良的人不也就没有可乘之机吗?
说到恨,主要是恨自己,不该意气用事,当然也恨那个泼皮似的女人。正是这个女人,让我看到了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我同情、怜悯父亲,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坏人的算计,为什么会掉进她的罗网而不能自拔。这种情况正表现出了父亲为人的最大弱点。他说他不糊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糊涂了一把。好在,天意难违,父亲在最后关头,得以拨乱反正,使事情回归正常。
谈父亲遗产问题:与北大的交涉有倒退迹象
杨卓:您在广东佛山宣传新书《我和父亲季羡林》时,曾向媒体表示:“明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100周年,我计划拿出至少一亿元遗产,设立季羡林奖金。”现在这个日子到了,我们想知道您的计划能如期实施吗,现在到了哪个阶段?能具体谈一谈季羡林奖金的事吗?
季承:关于“季羡林奖金”的设想,我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要对社会有个交代,让父亲的遗产服务社会;另一个是父亲遗留下来的文物现在都在北大,交涉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果,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妥当的。用父亲的遗物部分变现设立奖金,也许可以促进北大尽快解决此事。
我计划对“季羡林奖金”这样设立与支配:父亲的遗产变现一亿元设立奖金,对在东方学、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散文及杂文等五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给予重奖。此奖金可由北大牵头设立,由北大、临清市政府、西安国学院三方轮流评定。
北大在父亲生前表示,完全听从季先生对自己所收藏的文物、古董的处理意见,当时父亲表示不捐,北大应将父亲的遗物退交我们处理,这事拖了两年多了,最近交涉亦无明确结果,现在不但没有进展,还有倒退迹象。我们已经委托律师,与北大进行进一步的交涉。
据北大方面介绍,父亲的遗物大致包括577幅字画,其中有207幅古字画,具体目录,北大方面一直没有提供给我。北大校方从家里清理出来的几十件珍贵文物,现在也没有归还给我们,我认为北大的做法是欠妥的。父亲生前委托北大保管的这些物品,没有理由不归还我们,但北大方面总是以“还在研究”为由拒绝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杨卓:有人说你是为了出名求利和争夺遗产?
季承:名利对我如浮云。遗产不用争夺,归属自明。
杨卓:季羡林留下的遗产市值大概有多少?
季承:这个不太好估,我自己也不懂这些东西。钱文忠之前在博客里面曾说过,这批东西值几个亿。但我觉得在拍卖市场浮动很大,不过最低一个亿也是有的。
杨卓:你为何说2001年父亲的捐献是不合法、没有清单目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滑稽的捐献?
季承:这个故事比较曲折。2001年,季老做过一次“裸捐”,声称把他所有东西都捐赠给北大,包括“一桌一椅、一笔一砚”。我在2006年写信告诉北大的领导,这一捐献无效,因为这是违反法律的——父亲捐献的是他与母亲共有的财产,并没有得到母亲同意;即使母亲已经过世,子女对于财产有继承权,那次的捐献没有分拆财产,父亲全捐了,所以捐献没有成立。到了2009年1月份,北大两位校领导,专门到我父亲的病房,当着父亲和我的面转达北大8项意见,其中有一项是有关文物的问题,他们说:“季羡林先生,你这些文物,愿意捐献就捐献,不捐献就不捐,我们尊重您的选择。”因为捐献是以当事人生前最后意愿为准,还有回旋的余地。我父亲当即说不捐献。北大领导退还了2001年的捐赠协议,表明他们承认捐献这个事情已经没用。当时我让学校提供一份详细藏品清单给我,他们同意了,可是到了现在都没有给我。
杨卓:新浪文化读书记者
《我和父亲季羡林》
不是“揭伤疤”
杨卓:母亲在你们面前,经常提到父亲吗?
季承:母亲在我们面前很少提到父亲,只是当我们问到我们有没有父亲的时候,她才说,你们也有父亲,他在德国留学。
杨卓:中国人讲究“为尊者讳”、“子为父隐”,但是有读者在看了您写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之后,评价说这是一本“坦白之书”,“真实得近乎残忍,让人感到苦涩和悲怆”。您对这种评价怎么看?是不是如外界猜测的是抒发怨气?您觉得这对季羡林先生是否会有负面的影响?您希望广大读者应以何种眼光来阅读和理解您的这本书?如果让您自己来评价《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您会怎么评价?
季承:我的这本书出版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我认为,除了“为尊者讳”的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尊重事实。如果因为某个原因而讳谈某事,可能会在道德上获得好处,但这是不恰当的。在世界事物发展过程中,“真实”起到重要作用,只说事情的某一方面,对事情的发展没有好处。
我的这本书不是“揭伤疤”的书,它是实事求是、真实、全面地介绍一个人。大家读后不应当影响到对季先生好的印象,也不会给他抹黑。也许读者在阅读时一时会接收不了,但是稍微冷静下来读一读,你就会发现,我是在心平气和、冷静地讲事实,更能让人全面、真实地了解他的为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新的评价。
对父亲,我不能说没有怨气。家庭、父子总有一定程度的恩恩怨怨,过去在宣传中存在一些片面性,有些实际情况不为人知,应当介绍给大家,这样对于父亲的全面、真实的认识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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