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全集》贡献良多的工人代表

□北塔

几乎每一项成就都不是个别英雄独立完成的，其间都离不开小人物的努力，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他们的贡献。在历史记载中，越大的成就，越会忽视小人物的劳力。《鲁迅全集》是伟大的工程，而在出版过程中，其实有多个环节，比如排版、印刷和装订等，都需要普通技术工人的参与。所以，笔者想要通过挖掘史料，表一表这些普通工人的贡献。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出版部此项工作为黄幼雄、胡仲持两先生所主持。书本的式样，纸张的良窳，制图的设计，印刷成本的计算，俱惟两先生是赖。两先生学识丰富，经验宏博，故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同时承揽排字印刷工作者，一为大丰制版所，一为作者出版事务所。前者主持人为徐寿生先生，后者主持人为朱础成先生，皆不惜减低成本，为文化界服务。”她实名称赞了大丰制版所和作者出版事务所这两家技术后援单位。这已经很不容易。因为，一般的编撰者在对出版社致谢时，往往会列出社长总编和责任编辑的名字，可能还会有美术编辑的名字，但不会顾及制版、印刷和装订等机构或部门。尤其可贵的是，她还把两家单位负责人的姓名也晒了出来。要知道，就在这个后记里，她实名感谢了通易信托公司、远东图书杂志公司、新新公司等大力资助全集出版的几家实体，但没有列出其负责人的名字。要知道，通易信托公司的股东之一是赫赫有名的杜月笙。许广平之所以不提杜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她觉得，黑帮老大出身的商业大亨的诨名与鲁迅和她自己这样的清名不伦不类。这是否显现了她作为官宦大家族子弟的传统观念？

负责出版部工作的胡仲持具有相当强的平民意识和底层关怀。他在两篇相距10年的有关回忆文章中，对工人们的苦劳和功劳都念念不忘，介绍得更加具体详细。如1946年他写有《〈鲁迅全集〉出世的回忆》一文，以笔名“宜闲”发表于《文艺丛刊》第二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粤港分会编，1946年12月出版于香港）。文中说：“我应该在这里特别提及三个技术人员的名字。就是管理排版工程的徐鹤先生，管理印刷工程的吴阿盛以及管理装订工程的陈鳌生。他们三位都是在印刷界积有十年以上的经验的，他们对于二十大本全集的生产过程，显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其中的徐鹤应该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徐寿生——名鹤字寿生，因为“鹤”可以象征“长寿”。以他们三位老技师为代表，显现了当时上海租界里雄厚的出版技术力量。

在写于1958年的《回忆一九三八》一文中，胡仲持还简述了三个小人物在参与全集出版过程中的三个小故事：“大丰制版所的一个排字能手准备好回乡去省亲，因为我们要他赶一下工，他就留下来了。在战争的打击下失过业的好印工吴松盛看到一个五号字的边角略略淡些，马上停了机器来填版。一家装订作里的一个伙计自动拿出质量超过原定规格的材料来使用，情愿自己的老板贴些钱。”胡仲持并且解释或者升华说：“这些事例都说明他们是受到了鲁迅精神的感染的。”这话也有道理，可能也符合事实。但更实际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说可以说明另外的情况。比如，那个排字能手同意赶工，而暂时放弃回乡探亲的计划，可能还因为他觉得工作机会难得，能挣钱就得挣。因为就在这篇文章的前面，有这么一句：“在战争的打击下，大批技术工人失了业，许多厂家关了门。”在大量失业的紧张就业环境里，有活干就得抓紧，这才是常理。有时，哪怕劳务费比承平时代更低，他们也会珍惜这样的劳务机会，甚至会抢着干。再如，吴松盛（应该就是吴阿盛，因为在江浙沪，人们喜欢在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前面加上一个“阿”字作为表示亲切的称呼）的事迹表明他技术高超、眼光敏锐、态度认真。那位装订工可能确实景仰鲁迅，就像鲁迅仰视车夫，他力图用身边最好的材料，把《鲁迅全集》做到最精致的程度。我这么解释完全没有贬低工人们贡献的意思，只是提供符合当时他们的实际处境的视角。而且，我完全同意胡仲持比较客观持平的结论性话语：“就是各个环节的工人们齐心努力和密切配合保证了《鲁迅全集》出版计划的如期完成。”

后来，有些同样具备底层关怀的学者都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记载了这些小人物的事迹和名字。

如，张梦阳在其编写的巨著《中国鲁迅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中，基本上沿用了胡仲持《〈鲁迅全集〉出世的回忆》一文中的说法，即“印刷厂的技术人员同样恪尽职守，管理排版的徐鹤，管理印刷的吴阿盛以及管理装订的陈鳌生，都是在印刷界积有十年以上经验的老技师，他们对于二十大本的全集的生产过程尽了努力。”

再如，薛林荣在《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始末许广平四处奔走》一文中说：“1938版《鲁迅全集》由胡愈之、张宗麟总揽全局并筹措经费，许广平与王任叔(巴人)为编校，黄幼雄、胡仲持负责出版，徐鹤、吴阿盛、陈鳌生分别联系排版、印刷与装订事宜，陈明负责发行。”

通过这些学者手笔的转述，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代表的名字和事迹，得以附骥于《鲁迅全集》这样不朽的伟业，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传颂的美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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