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模10年翻10倍 生长激素的神话是如何炼成的？

生长激素是谜一样的存在：作为一个高价处方药，它既不依赖医保，又不依赖公立医院，市场规模10年翻了10倍，还诞生了长春高新这样一只“妖股”。

这个谜一样的药一面讲着拯救数百万用药困难的矮小症患儿的感人故事，一面又因挑动当代家长的焦虑神经而时常卷入滥用风波。

在国产厂家将一个原本市场不大的严肃疾病消费化之后，它开始获得了资本的青睐，也因此得以冲向千亿赛道。

作为一款年花费五万、需长时间高频注射的处方药，理论上，每一针生长激素的使用都要经过医生之手。相关厂家和儿科医生也因此经常卷入带金销售、过度处方等舆论漩涡。

但若非滥用，这样仅有一个小适应证在医保目录中的高价处方药，不靠医院不靠医保，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7亿暴涨到2020年80亿，神话又是如何炼成的？

带有奇迹色彩的药

1985年，美国FDA批准重组人生长激素上市，这次获批，直接带来了本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生物制药公司基因泰克的崛起。

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生长激素是一种价格高昂且稀罕的药物，只在个别医院供应，市场供应也被外国药企垄断。

二十多年过后，如今的中国生长激素市场格局发生了彻底地转变，本土药企占有98%的市场。

在这场逆转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行业龙头企业金赛药业及其掌舵人金磊。

时间回到 1994 年，那一年，金磊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 取得药物化学博士后，选择了回国，他想创立中国的第一个生物科技公司。金磊在加州大学研究的大肠杆菌分泌型基因表达技术正是合成生长激素的核心技术。

1996年，长春高新集团出资成立金赛药业，金磊出任总经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金磊和他引领的中国生长激素行业不断向外界发出的信息是，中国人可以长得更高，这就是他们的使命。

在成立之初，世纪之交的那个时间点，所有生长激素厂家都面临商业化的困难。

放眼全国，能为生长激素输送使用者的公立医院儿童内分泌科、生长发育门诊就像尚待开垦的荒地，医生对这种新药的认知度普遍不足。常被金赛提起的数字是，在产业发展初期，“全国会看这种病的医生不超过20人”。

另一方面，尽管价格已经有所下降，公众的购买力尚不能支付这种昂贵的生物制剂类药物。

“之前早已有国产的生长激素，但因为一般家庭很难负担得起，几乎是无人问津”。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胡永宾提到。12年前，胡永宾刚刚开始专注于儿童内分泌领域时，正是在生长激素打开中国广阔市场的前夜。

当年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中，粉针一年2万、短效水针一年近5万的生长激素被比作奢侈品，消费者的画像是“对价格不敏感”。直到2010年代，当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生长激素市场才终于拥有更广阔的用户基础，开始连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

严肃疾病的消费化

严格的医学定义上，需要人群中身高顺位前3%才属于矮小症，然而，从需求端，追求理想身高并不局限于疾病，中国家长并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不在“3%”的区间内。

怎么才能打开这个口子，让更多有增高需求的家长主动涌进来，为医生找到更多上门“客户”？

即便与标准的消费医疗领域——医美赛道相比，生长激素企业的获客方法同样堪称教科书级别，它利用“家长包围医院”的打法将“无人用药”的窘境逆转成了“一药难求”的狂潮。

堪称奠基的工作是不计成本的“病源教育”。2013年，金赛药业就邀请千名专家和媒体到全国180座城市进行宣教，“形成了传播儿童生长发育知识，普及科学长高观念的强烈社会舆论氛围”，那之后的每年，金赛都会支持相关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是其母公司“东北药茅”长春高新每年34%-38%的销售费用占比，作为一个单一品种药物，这个销售占比可以说很高，素有销售不惜成本名声的“药茅”恒瑞在2019年的销售费用占比也只有36.61%。

科普也好，宣传也罢，金赛一直在见缝插针地提醒中国家长——你的孩子很可能生长发育不正常，但我们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在第一批80后的后代逐渐进入10岁左右的用药年龄时，这些原本没什么反响的病源教育工作，终于奏效了。

2014-2018 年间中国生长激素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超 30%，2015年金赛药业营业收入为10.62亿元，2020年已攀升至58.02亿元。

身高管理的观念与它的目标人群如鱼水相逢，直接开启了“生长激素盛世”。

而且这批家长意识觉醒后，还“超常发挥”贡献了一传十十传百的焦虑型用药需求，越来越多主动要求使用生长激素的家长出现在了门诊中，医生们反而要承担起劝退工作，胡永宾表示，在他的门诊中，最终他只给一成左右的患者用药。

“单纯从商业角度考虑，这种市场行为模式无可厚非，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击中了民族痛点，瞄准了部分群体的软肋，并最终造成了现象级的热潮”，北京燕化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郝德军认为，但他也提醒即便在安全且“合规”的前提下，群体性用药的后果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下沉的隐忧

实际上，目前我国生长激素总体使用率并不高，区域间的差距导致了类似“两极分化”的局面——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过度使用趋势，而在广大基层地区，大量适应症内的矮小症患者得不到诊断和治疗。

“基层市场决定未来”已然是医药行业的共识。

从一个角度看，三四线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的生长激素市场体量存在十几年的时间差。但生长激素向基层市场的渗透，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如今，当一个家长开始在互联网上关注、消费如何让孩子长高的内容，算法会立刻将同类信息推荐给与之相似的人。

在世纪之初，生长激素的推广所面临的阻碍曾经部分地来自大众谈激素色变的观念，但现在三四线城市的家长更关心的是，“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引入生长激素？”

在相当程度上，围绕着生长激素建立的话语体系，已经依靠发达的社交媒体比生长激素更早下沉至基层。

的确，家长希望孩子长个子向来是人之常情。如郝德军所言，就像没有家长希望孩子生病，没有家长不希望孩子长高。

但当营养摄入不足不再是限制生长发育的主因，中国人直接进入了“身高可以管理，生长可以干预”的时代。整个社会对身高达标、理想身高的焦虑也来到前所未有的高位，长不到平均身高，就仿佛拖了集体的后腿。

在这个新的时代，受困于生长激素缺乏症和其他引发矮小的疾病患者更有可能得到诊治。但时代的另一面是，一些家长接收着关于“长高药”的不准确信息，他们简单地相信，只要是个子矮，就可以用生长激素。

在今年10月份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罗小平教授指出，包含但不仅限于生长激素缺乏造成的矮小患者整体预估比例不超过2%，但实际情况中“部分地区GHD首诊占比超过了2%”。

对此，一位医生曾表达过自己的担忧，生长激素应用于临床的时间目前还不长，“第一代使用生长激素的孩子未来会怎么样，目前还不太清楚”。

但作为一种内分泌治疗方法，生长激素的使用是复杂的。如伍学焱所言，生长激素的临床应用不过六七十年，医学界对其本质的理解还很缺乏。对于任何患者，要将生长激素用到位，都需要专业医生的严格把关。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种市场趋之若鹜、利润极高的产品下沉，无法得到合理使用的风险本就很大。更何况这些基层医生们需要面对的，是迫切希望使用生长激素的家长们。 （于焕焕 张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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