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继续“不安的和平”

2021年，新冠疫情持续，全球复苏乏力，大国竞争激烈，地区冲突再现。

这一年，国际形势发生哪些新变化，疫情对国际秩序造成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因应变局？

年终，新华社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解读这一“不安的和平”时代。

美国“网格同盟体系”以量充质难以实现遏制中国目的

相比2020年，2021年国际形势一大变化是美国新政府上台。拜登政府试图重塑同盟体系、重整全球治理，而其实际所作所为却更多体现在拉拢“小圈子”，与盟友关系出现明显的远近亲疏分化。

阎学通分析，在“不安的和平”时代，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拜登政府组建“俱乐部式的同盟”主要为了维护美国国际地位，而非应对战争。由此，美国同盟体系的可靠性和凝聚力都呈下降之势。

他认为，相比冷战时期，美国与盟友关系如今有四点不同。

一是美国的军事同盟战略夹杂的商业利益考量增加，意味着美国与盟友的利益冲突必然增加，而盟友对美国军事保护决心的猜疑也会上升。

二是美国及其盟友都以意识形态为手段而非战略目标。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其失去世界主导地位，推行西方政治制度只是维持同盟的手段。

三是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多地把说谎、造谣当作重要战略手段，不仅用来对付敌手，也用来对付盟友，互无诚信、违背承诺已是见怪不怪。

四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减少，只剩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对美国而言，远离亚太地区的盟友，其战略价值大幅下降。美国抢走法国潜艇大单这类事情，今后难免还会发生。

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以“网格同盟体系”概括拜登政府的同盟战略，阎学通认为，这与冷战“铁幕”不同。

“‘铁幕’隔绝所有往来，‘网格’只阻隔战略合作。美苏之间以及与对方盟友之间互不交往，而中美保持了许多非战略性往来甚至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文化、教育、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盟友一方面参加美国遏制中国的‘问题性俱乐部’，一方面与我国在更多领域进行合作。”

阎学通预计，由于“俱乐部式的同盟”效率不高，美国将不断建立此类同盟，以量充质。拜登政府外交团队深受自由制度主义思想影响，而自由制度主义者迷信国际机制，当一个机制不起作用，就建立新机制；当几个机制都不起作用，就想利用多个机制的联系发挥作用。“虽然‘小多边俱乐部战略’给中国崛起增加了新压力，但这种战略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遏制目的。”

现在的美国已无力扩张战略力量向亚太集中

拜登上任时宣布“美国回来了”，但美国真回得来吗？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

阎学通认为，美国综合实力是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自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美两国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综合实力差距的趋势没有改变，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依然如此。美国的综合实力只是与中国差距在缩小，即相对于中国而言是衰落，相对于其他大国仍是增长。

阎学通说，从政治角度讲，美国目前没有发生内战或国家解体的危险。当下的政治大分裂体现为对美国政府以往和当下政策的口诛笔伐，各种反思相互对立，形成不了一个主流认知。对此，拜登政府无力妥善处理，因而难以推动国内改革及恢复美国发展活力，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多于获得的支持，致使盟友怀疑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能否长期持续，故而采取选择性支持。“由于美国内部政治大分裂使美国失去活力，因此美国目前无力对外扩张。”

“有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像当年苏联的扩张，且始于奥巴马时期。我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阎学通说，拜登采取的是收缩战略，而这种战略收缩始于奥巴马。

阎学通说，小布什采取全球扩张战略，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强化美国对全球边缘地带的控制权。而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则是从中东收缩，把战略力量向亚太集中，以保住美国在世界中心区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是战略收缩的继续，从伊拉克撤军，为结束阿富汗战争制定时间表。拜登则加快收缩速度，匆忙结束阿富汗战争，放弃对中亚地区的战略控制。

针对一些国际媒体炒作中美“新冷战”说法，阎学通指出，“新冷战”取决于竞争的性质，而非程度。当前，中美双方都反对打“新冷战”。“冷战”建立在三个必要条件之上：核武器、以代理人战争为策略、以实现消灭对方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为战略目标。而在拜登政府任内，后两个条件难以具备。

新冠疫情助长“逆全球化”中国要加大开放力度

阎学通认为，新冠疫情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疫情促使一些大国采取更多“逆全球化”行动——出台贸易保护政策、采取技术脱钩战略、限制国际交流和人员跨国流动。“逆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其影响在疫情之后可能持续多年。

二是疫情削弱全球化的社会进步意义和吸引力。认为全球化是“双刃剑”，以及流行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诈骗、黑客攻击、两极分化等皆因全球化所致的看法大行其道，这刺激了“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两种势力的壮大，降低了人们对全球治理的期待。

三是疫情提升了民粹主义的全球影响力。民粹主义强调建立一个强力政府，管好本国事务，少介入国际事务，因此反对自由贸易，提倡保护主义；反对参与全球治理，提倡孤立主义；反对国际主义，提倡极端民族主义；反对移民和人员自由流动，提倡严格管控边界。抗疫只能依靠本国政府的现实，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案例支撑，推动民粹主义从欧美向更多地区扩散。

阎学通认为，面对“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上升等现实，我国更应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国际合作步伐。

“观察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成功案例，都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直接关联。”阎学通说，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向数字技术创新优势聚焦。一方面，我们的国内改革有必要及时纠正不利于科技创新的规章制度，鼓励学术创新的百花齐放。“综合国力的提高建立在各个领域实力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所有领域都应该提倡创新，使‘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观念成为提高创新能力的普遍认知。”

另一方面，我国需要为扩大国际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对外开放包含“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阎学通认为，“一带一路”对“走出去”有较大推动作用，但我国还需要设计一个加大“引进来”的人才战略，切实解决大规模引进世界高级人才面临的难题。“能否利用全球人才的创新能力是赢得科技创新竞争的关键。如果我们的人才战略局限于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而忽略世界其他几十亿人中的创新人才，把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到国际最先进水平是困难的。”

新华社 胡若愚 杜鹃 郭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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