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惠州

1094年9月，苏轼经过大庾岭，踏上贬地惠州。

这是他生命中“三州”的第二个。

这个遥远的地方让他快乐如神仙。

惠州原来那么亲切

那一年，章惇为相，苏轼是他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可叹啊，章惇还是苏轼的故交，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敌不过权力的支使。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英州做太守，半个月后，官职降了一等。等去到南京，第三次降官，改派到惠州做一个司马。

那是无数人谈论中瘴疫横行的地方。

一千五百多里的路程，况且所去的是闻者色变的地方，苏轼打算一个人去的，把家眷全部留在江苏宜兴家里，不想连累他们。但是家人死活不依，没有人照顾，谁也不放心。最后，在家人的泪眼相送下，苏轼只带了小儿子苏过和第二任妻子朝云。

一路担惊受怕，但总算比预想的要顺利，终于来到了惠州。

当时的惠州自然是穷地方，但目及之处，北方草木已经开始凋零，这里却依然满目苍翠，花红柳绿，水果挂满枝头。

多么神奇的南方！苏轼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看见了满山满坡的橘林，橙红色的橘子到处都是；他第一次看见了高大的甘蔗，飒飒迎风；他第一次看到了芭蕉树，一串串饱满的蕉果垂吊着；他第一次看到了密不透风的荔枝树……

城下，宽阔清澈的河流逶迤流过；城墙北望，罗浮山和象头山高耸入云。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太美了！

看来老天还是眷顾啊！苏轼暗暗欣喜，黄州四年，他从不习惯到爱上，到忍痛离开，想不到很远的惠州，同样没有让他失望。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老百姓听说苏轼来了，都跑来一睹诗人的真容。这让苏轼有点措手不及，毕竟戴罪之身，却受到一城百姓欢迎，好像回到家乡一般。

更让他感动的是，惠州四周有五个县的太守，都不约而同地来和苏轼结交，对这个杰出的诗人，他们仰慕太久，根本没想到能有朝一日可以和他近距离接触。这些太守送酒送肉送米，隔三差五的来看望苏轼。

其中，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来得最勤，成了苏轼最亲密的朋友。詹范每隔几天，就带着他的厨师，带着食材到苏轼家里做菜。

而千里之外，苏轼的朋友们更是时刻关注着他，有些举动疯狂得不可思议。

杭州僧人朋友参寥、常州的朋友钱世雄，担心苏轼在南方的境况，不断派人给他送来药物、食物，当然少不了嘘寒问暖的书信。

在宜兴的儿子收不到父亲的音讯，十分着急，却又无可奈何。苏州一个姓卓的佛教徒听说了，赶过来安慰苏家孩子：你们不用担心，惠州能有多远啊？它又不在天上，只要走肯定能走到。他不是说好话而已，而是收拾收拾就出发了，果真是走到两脚长满厚茧，终于到了惠州，替苏家送信。

道教朋友吴复古在两年的时间里，充当信使，在惠州和弟弟苏辙任职所在的高安两地来回跑。

同乡好友陆惟谦走两千里路，就为了来惠州看他。

一方面是老朋友的惦记，一方面是新朋友的关心，苏轼初到惠州，竟感到无比亲切，一点也没有陌生感。之前的些许担忧，早就一扫而光。

美食让苏轼如此可爱

苏轼是个吃货。有人说，要不是有美食的爱好，苏轼不一定能挺过那么多难关。这样的说法当然有道理，一个乐观的人，总能在黑暗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在黄州，苏轼吃猪肉吃得不亦乐乎，还写了不少关于猪肉的文章，有模有样地教别人怎么煮鱼等。来到惠州，他的味蕾有没有新的收获？

苏轼首先发现了一种让自己欲罢不能的美酒——桂酒。有人说桂酒是苏轼发明的，事实上应该不是，只不过是他在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偶然发现罢了。苏轼去世以后，两个儿子经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制酒的方法，尤其关心桂酒。两个儿子都会哈哈大笑，二儿子苏过说：“先父不会制酒，他只是爱好，尝试着做过一两次而已。桂酒呢，尝起来就像屠苏酒一般。”

苏轼还自己做了橘子酒和松酒，估计还有其他酒。他曾经在一首诗前的小序说他一面滤酒，一面不断地喝，结果酒没滤完，人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

感觉苏轼就是爱喝酒，并没有很深刻地去钻研，不过是外行中的内行吧。在黄州的时候，就有人因为喝过他做的蜜酒，结果可怜地拉了几天肚子。

关于酒，苏轼写了至少五六篇关于酒的文章，什么《东皋子传》《酒颂》等。

有一天，弟弟苏辙收到苏轼的信，看得他哈哈大笑。他这个吃货哥哥，在信里描述了烤羊脊的发明。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虽然隔了上千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这封信的时候仍然会忍俊不禁。苏轼真是太可爱了，看到街上有人杀了一只羊来卖，不敢跟着官爷们买肉，于是让屠夫帮留着羊脊骨，然后大写特写怎么烤羊脊骨，大写特写怎么啃羊骨头……最后一句最让人喷饭：则众狗不悦矣。跟狗抢骨头吃，狗们当然不高兴了。

更有意思的是荔枝。从北方来到惠州，各种水果让苏轼吃得很欢，荔枝又特别让他期待。结果第二年，成熟的荔枝可就让他“大开杀戒”了，大吃特吃，实在美味啊。但解了嘴馋，却苦了身体——他毫不掩饰痔疮的痛苦！想想他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管是不是夸张，吃得很多是肯定的。

但凡吃货，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苏轼自然也不例外。

为惠州做了很多事

来到惠州，苏轼要比当初到黄州时手足无措好多了。

他很快就“鸡犬识东坡”。这是他自己写的句子——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骄傲吧！

能“鸡犬识东坡”固然可喜，如果没有个人魅力，迟早也会变成路人。但苏轼就是苏轼，尽管来到惠州的他已经没有什么权力，就是一个普通国民而已，但是为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他依然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一个伟大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心怀众生。

1096年元旦，博罗县城发生了火灾，整座城付之一炬。重建这座城镇是当下最大的事，官府自然会考虑，但苏轼特别担心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这样会对老百姓造成巨大的压力，又变个法子来剥削百姓。他心急如焚，指出“灾民又甚于火灾”，给当地政府提出相关建议。结果，当地政府也向朝廷呈请，很让苏轼欣慰。

苏轼又做了一件令当地人极为感动的事——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集中到一个集体公墓。这些死者不是平民，就是兵卒，他希望死者安息。安葬以后，还亲笔写了一篇祭文。在此之前，有谁会去关心这些事呢？这件事让苏轼的名气在当地一下子又提升了好多倍，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圈粉无数。

有一次，一位太守朋友移任，苏轼去送行。对这个朋友，他推心置腹，说太守要做得好，关键在于“使民不畏吏”。百姓害怕你，还怎么当父母官？他建议这个朋友可以推广他发明的“浮马”，可以让农民在插秧的时候又方便又省力。事实上，他在给其他朋友写信时，也经常提及到“浮马”，希望大家都来推广。尽管他不是太守，没有话语权，如此积极的心态也足以让人佩服。

当时，广州有瘟疫流行。太守王古是他的朋友，于是苏轼给王古写信，提议筹备基金，以此来创立公家医院。这样的思路，苏轼以前在杭州就已经用过，很有效。多少年过去，我们再看苏轼的思路，是不是想到了今天咱们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每个时代都不缺为民着想的英雄，这就是华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理由！

苏轼不仅仅想到建医院，他还思考了疾病之源。感觉跟饮水有关，当时广州人喝水是个难题，缺水，饮水不卫生，这都是瘟疫流行的一个原因。苏轼于是向王古推荐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水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建大水库，用大竹管做水管，引水流入城里。

那么操心广州城的饮水，苏轼却让王古千万不要说是他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厌恶他。

可惜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实现，因为王古不久因为“妄赈饥民”之罪被革职。

唉，一声叹息！不过像这样经过苏轼嘴里出来的建议，最终不了了之的事应该很多。为什么？他心胸开阔，心怀众生，为民之心从来没有断过。但苏轼是戴罪之身，又有多少人敢采用他的建议？

就在苏轼非常享受在惠州的神仙生活，以为会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又被贬谪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次是更加偏远的海南儋州。

那时候，他的新居刚刚落成两个月。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写，苏轼藏不住安逸的心情，写了两行诗。描写春风中酣美地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结果他的敌人章惇看到后，幽幽地说一句：“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

于是眼睛一眨，轻松地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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