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家校之战,蔓延到孩子身上。近日,贵阳一所“顶流”小学37名家长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女孩妞妞转学的事件引发关注,登上热搜。
事件导火索因家长不满班主任布置作业太多而起,随后在家委会的助推下不断升级。有人说,不“鸡”娃的家长作为少数派受排挤被孤立并不意外,但成年人的矛盾冲突,无论如何不该让孩子买单;有人说,家委会本来是老师和家长之间联系的纽带,现在却异化为“挟孩子以令家长”的利器;也有人说,老师亦有为难之处,作为家长,应学会换位思考,过度保护与倡导个性化,并不利于孩子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成长。那么,事情的始末究竟如何,我们又当如何看待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呢?
矛盾
自女儿妞妞上二年级以来,金妍与丈夫发现,自己与班主任翟老师、家长委员会之间,似乎始终存在诸多难以磨合之处。一是教学方面,金妍反对自己眼中的“踩踏式教育”“刷题式训练”。再有,金妍坚持认为家委会是一种“特权”代表,“不迎合家委会”“不向家委会特权低头”的她,在39名家长之间,始终显得异类。
在妞妞班上多数家长看来,金妍绝对是那种“不省事儿”的家长。
她不喜欢学校在每次考试后公布排名,不满意老师采用班干部管学生的做法,不希望女儿每天的作业超过三小时,更看不惯家长群里对老师的每句话都“点赞、支持”的家长。
金妍的“另类”之处,更多体现在教学与作业的安排上。金妍认为“教育局有文件规定,三年级以下是不允许留书面作业的。”但妞妞不仅从一年级开始就每天都要完成作业,到了二年级更是层层加码,几乎每天都要花3-4个小时在家庭作业上,常常做到十一二点。后来,金妍让妞妞写到9点就去睡觉,剩下的由丈夫来帮女儿继续写。妞妞爸告诉媒体记者,女儿的作业里有大部分是“机械式地抄写”,“这会造成小孩学习压力很大”。
对于作业安排,翟老师其实也颇为无奈。她也曾与金妍心平气和地讨论,并发了一长串小几百字的微信:“我们希望不要到了中考高考用分数来选拔孩子的时候,你们再来后悔当初的不在意,我们就觉得特别对不起家长了。”
但金妍不以为然,“小升初考试都取消了,我们只希望孩子在现阶段完成基本任务,健康成长最重要。”
激化
二年级开第一次家长会时,妞妞爸爸坐在孩子的座位上,课桌上铺着一种反光性很强的垫子,妞妞爸爸当时略有微词,“这对眼睛不太好。”翟老师紧接着回了他一句,“怕你家姑娘太金贵了吧!”
妞妞班里有“四人小组”,翟老师的初衷是“希望孩子们更多学会团队合作,协作发展。”不过,在金妍看来,其中有些设置有些南辕北辙了,比如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可以管理成绩稍差的学生,甚至可以罚抄、罚站,小组长还能给其他孩子打分,于是有时会出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比如有孩子想玩妞妞的玩具,“不给我玩,就给你打低分。”
“谁当班长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不能用班干权利去欺负妞妞。”金妍愤愤不平。
去年11月3日,还是因为作业问题,她在电话里和翟老师争执了一番。
翟老师对她撂下一句:“你受不了作业多就别在这里读,你自己转学。”金妍也气结:“我读不读,不由你决定。”
次日,妞妞班里另组建了一个没有金妍的微信群,翟老师也在其中,且成为了群主。金妍认为,这次争吵是“翟老师驱逐妞妞最直接的原因”。也是那份《请愿书》诞生的直接导火索。
孤立
有一次,翟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我的老师》,妞妞在方格本里写:“翟老师您的作业太多了,不能玩,我很不高兴。您的语文课没意思,很不好玩。”
作文交上去后,翟老师拍了照发到家委会的群里,“说妞妞没教养、不懂尊敬师长。”金妍说。
今年3月开学后,妞妞似乎就开始感到同学们对自己有所疏远。她发现自己上学期挂在展示墙上的一幅自画像被扎满了小孔,脸上、头发、彩色的衣服上全都是。
金妍发现女儿的状态也开始不对劲。原本“活泼开朗”的妞妞忽然变得很排斥上学,晚上睡眠质量下降,“常做噩梦”,有时在饭桌上、写作业时,孩子猝不及防就哭了起来。
一天,在金妍引导下,妞妞终于说出了烦心事,“他们(同学们)都不跟我玩。”妞妞一下子哭了出来:“我觉得太恐怖了,同学就像怪兽一样,翟老师也像怪兽。”
不久后,金妍就向学校提出了辍学。
提交辍学申请后,金妍才得知,翟老师此前就在没有金妍的家委会群里发了一份针对本班的问卷调查,问题包括“同不同意布置作业、讲解作业”“同不同意公开学生成绩”等等。
“每一条都是针对我的。”金妍认为。
而今年4月,在自己的询问和请求下,她才从一名家长手中看到了那封引爆舆论的《请愿书》,但那位家长告诉金妍,这封信其实在去年11月就写好、签署好了。 (宗合)
评论
“双减”生态下困境待解 不论是按“双减”意见,还是之前的减负规定,学校老师都不得给小学一二年级低年级学生布置书面作业。因此,这名家长反对教师给自己7岁的孩子多布置书面作业,是正确的也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要求严格落实“减负”措施的家长,却被其他家长“孤立”,也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家长的理由是:你要“减负”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影响其他孩子追求进步。
一些家长甚至因此质疑举报的家长是别有用心,是自己孩子不行,也要让别的孩子不行。
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双减”生态下困境待解。
客观而言,由于我国的教育评价还存在唯分数、唯升学的问题,因此基础教育存在应试倾向,严重竞技化、功利化。“双减”致力于消除教育的“剧场效应”,让每个学生、家长都“坐下来”舒适地“看戏”。然而,在严格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很多家长依旧不愿意“坐下来”。他们担心自己“坐下来”了,其他家长依旧“站着”,自己的孩子必定在“提高1分干掉千人”的升学竞争中吃亏。
于是,在校内,默许学校违规布置作业、补课,在校外,学科类培训从公开走向“地下”,“保姆式家教”“高端私教”备受追捧。
可以说,“减负”也成为家长间的博弈——你“减”,别人不“减”怎么办?在“减负”博弈中,很多家长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主动跳下“应试军备战车”的家长少之又少。
在这些“特立独行”的家长“跳下车”的行为对其他家长不构成影响时,其他家长没意见,否则就会像此事件中被孤立的家长一样变成众矢之的,甚至本该维护学生与家长利益的家委会也成了学校为学生“增负”的“工具”。
说到底,“双减”要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实效,只盯着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的规范办学是不够的,仍需发挥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
为此,有必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和学校办学改革,及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引导教师、家长形成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才能让我们的基础教育走出“减负”的“囚徒困境”,不再出现7岁孩子因作业问题被联名要求转学的荒唐事。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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