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理想就是讲故事

□墨未浓

小说往往是作家的心灵镜像，长篇小说在架构上谋篇布局、排兵布阵，把纷纭人生故事往反复驳杂上写。像《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多的有四百多个人物交织着，把情感往意想不到之处描摹。中篇小说则是截取人生的一个片段，讲清楚一个故事而已。短篇小说却是把一个故事的桔瓣“啪哧”一下掰开，只详细精雕细刻一个或者半个桔瓣的情节。何况在国外本没有中篇和短篇之分，我们自作多情，把“中”“短”篇给扒拉开了。

李乐军的中篇小说《追寻第二生命》就是用三万四千多字讲述了一个关于“丢枪而失而复得”的故事，整个故事其实就写了一天，1990年8月10日。时间节点为凌晨1:20至午饭后十多个小时的时间跨度。所有的人物在这半天的时间里粉墨登场，二排五班丢枪者班长汤立刚、哨兵赵东方、六班班长马辰、排长徐庆国、中队长赵铁柱、指导员王一文、大队长单锋、教导员孔祥民、退伍老兵霍启、放羊老光棍吴胜、汤立刚妻子兰花、汤立刚儿子汤振新……各色人物随着小说情节的有序推进，适得其所而相得益彰。在一个中篇小说的体量里，作者把一个悬疑深重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伏笔与悬念此起彼伏，增强了小说的张力和可读性。

小说就是讲故事，这不仅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学院演讲“讲故事的人”的主旨，著名女作家王安忆也曾说过：“我曾经写过很多实验性小说，都是很晦涩很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摆脱小说的陈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李乐军深谙此道，用紧迫的节奏感把一个丢枪寻枪的故事讲得陡峭、逼仄而摄人魂魄，人物的性格也摆脱了模式化的桎梏，患有精神病的老兵霍启不能割舍的“部队情节”在作者的刻画下，令人读罢不禁潸然泪下。这种对人物人性的纵深挖掘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多层次刻画可见作者的功力所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狄德罗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是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不是责难人，而是给人下定义。”那种非白即黑的人物塑造模式在当代作家的视野里早就走向了丰富立体和复杂变化。刘再复先生早就在1986年的《性格组合论》里提出了文学作品人物塑造的多重性，要创造“完整而又个别的生命的形象”。当然，作为一篇中篇小说来说，比之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还是有所缺陷的，作者在中篇小说里往往是关心故事的讲法，不太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人物塑造上。

至于《追寻第二生命》里的伏笔，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那种放长线钓大鱼般的上下文之间的暗示，读者读完作品以后都能体会得到。小说家都会明白有伏必应这个道理，如果你在开头提到了枪，那么在后文就要提到开枪，不伏不应是败笔，只伏不应同样也是败笔。契诃夫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假如不打算开火，就别让一支上膛的来福枪出现。”丢枪、寻枪、还枪三个环节作者是细心设置了悬念的，悬念就是一步紧逼一步提着你的嗓子眼往前看的一个诱饵。

小说的主人公汤立刚在整篇小说中做了两次梦，这两次梦境当然是人物心理的返照，却是整个作品的精彩之处，文学作品的形象思维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汤立刚人在那里，但心却飞到别处去了。在文学表达上这就是身心的位移。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发生了变化，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也发生了变化。2017年河北作家胡学文谈到这种文学手法的时候，还饶有兴趣地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美国作家安布鲁斯·布尔斯写的短篇《鹰溪桥上》。小说写了贝顿·法夸在被执行绞刑时脑海里产生的所有美好的幻境，这些幻境组成了这篇小说的全部。由此可见，一个作家意识流般的心理和时空之间的位移把控，确确实实能看出文学思维能力的高低。至于故事完成度的问题，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一个作品的完成不仅仅是作者，还需要读者倾入更多的情感融入到作品里。那种面面俱到的唯恐读者不清楚的填鸭式讲述只适合民间的故事而已，上升不到文学的高度。

本篇一开始我就谈到作者李乐军在中篇小说《追寻第二生命》里的故事讲述或者说叙述，这里还有个叙述节奏的问题。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天，细算是半天，这就牵扯到小说里的时间。小说里的时间往往与生活里的时间不对等，作者有可能把一个月、一年或者一生的故事压缩到一天来讲述。在小说作品里，时间的长短与小说的篇幅毫无关系。李乐军在叙述寻枪时极尽其能事，各种笔法交互使用，在物理时间短短的一两个小时里，在环境、心理、人物等诸多方面展开描述，不惜笔墨去描绘寻枪的各种动作手段、刻画这些动作手段所反映出的人物的心理，小说的速度于是慢下来。此时此刻，真实状态中也许很快就结束的情景，作者却喘了一口气，精心构造和描摹此情此景，仿佛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张弛有度，快慢相间，小说就显得引人入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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