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韦法明
看了某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仪式上的欢迎辞,其中回忆了1986年这位江西山里娃,初到京城上学时的种种窘状。有一次,他路过国际大厦,发现大厦的玻璃门很神奇,人来了,会自动打开;人离开后,还会自动合上。他说,在写给父母的第一封家书里,他还对这些“奇特景观”进行了详细描述。
这位大学校长当年入学时遇到的窘况,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当年在上海遭遇的尴尬一幕。
1986年的深秋时节,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去上海,采访已经退休多年的上海市纪委书记,抢救性搜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红军兵工史料。据我们掌握的史料,这位革命前辈曾担任过金寨余富山红军兵工厂的负责人。他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的工作弥足珍贵。
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出差上海住宿仍然很成问题,怀里揣着单位的介绍信,一样无济于事。当然,住的地方还是有的,特别是一出上海站,黄牛们就会涌过来——他们应该是车站一类场所的第一批黄牛。但他们过分的热情,既令人疑窦丛生,更让我们恐慌不已。
我们只想找一家正规的旅馆,不只是为了安全,还有的考虑就是公家旅店出具的票据,方便报销。但走了很多条街后,仅有的饭店旅馆都客满了。直到遇见一位正宗的上海人,他很有耐心,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让我们感动不已的和善态度。他用生硬的普通话说,照直往前走,再右拐,有家锦江饭店,那里肯定有空房。我们不禁心头一热,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和同事嘴里的谢谢两个字,还在不停地蹦将出来。
按照热心人的指点,我们倍加小心地按图索骥。终于远远地看到锦江饭店大楼和它的招牌时,一种奇怪的兴奋感瞬间蹿了出来。但快接近时,却又忐忑起来——饭店整面墙都是玻璃,看不出门在什么地方,更别说门上的拉手了。硬着头皮往前走,好家伙,偌大的整块玻璃居然缓缓打开了。门后,两个模样很精神的后生,身着绛红色制服和帽子,站得笔直,里面富丽堂皇的景象,令人窒息。我们尽量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径直走进去。门童礼貌地将我们引导到服务台。
我们问柜台里仙女一样的姑娘,有没有房间了。红唇白牙间,轻声细语地说了句,有啊,先交押金。我那位同事是苏南人,但以往他向我们介绍自己时就说是上海人。他长我好几岁,平时一道出差时,请款、开介绍信,自然就是这位兄台的事了。这时,只见兄台将当时还算时髦的旅行箱打开,找出还算饱满的钱夹,一边掏出一沓人民币,一边用让我犯晕的非标准上海话,和漂亮姑娘攀谈。但那姑娘眼皮也不抬一下。等兄台点钞票时,才蹦出几个字来:“我们只收外币”。当时的心情,套用今天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内心彻底崩溃了。
感谢自动门的设计者,否则满腹恼火的我们,出门时不撞上玻璃才怪呢。出了锦江饭店,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么沮丧。天暗了下来。暮色凝重中的这座大都市,对我们似乎就是一头巨兽,蹲伏在黄浦江畔。眼下除了折回火车站,求助黄牛之外,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了。
一位眼神透着狡黠的南方中年男子,将我们领进灯火初上的狭小的弄堂里。看着走在我们前面的身形单薄的人,此刻就是我们久违的亲人啊。这是一家老式的私宅,二层,空间狭小,木质楼梯更是逼仄不堪。多少年来,我出门最大的烦恼就是择床。那天夜里,躺在稍动就咯吱作响的窄窄的木床上,无法入睡;而锦江饭店的遭遇,却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电影。直到另一张床上我的苏南籍同事鼾声大作时,我才莫名其妙地大声说了一句:真是沪人不余欺矣!
拂晓时分,听到弄堂里有了人声,我才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吼了自己一句:该睡觉了,你这个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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