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教育惩戒的权利与界限

□余音

2021年3月5日，因为上课讲话，9岁的小圆（化名）被老师强拽头发至讲台罚站，事后孩子头部肿胀，被查出头皮头骨分离。为治疗小圆头部伤势，小圆共住院22天，7次穿刺治疗。5月1日，平顶山公安局卫东分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小圆损伤程度已构成轻伤二级。目前，嫌疑人常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事件再次引发对学生校园安全问题以及教师教育惩戒权利等命题的思考。

近年来，教师惩戒权的问题一直受到教育学界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和讨论。虽说如今人们基本普遍认同教师惩戒这一基本原则，包括2020年12月23日，我国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下文简称《惩戒规则》），其中第三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指导、监督学校及其教师依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但教师惩戒的权利或权力边界以及该如何合法合理予以惩戒，仍需深化研究以及讨论。

在该事件中，涉事教师常某虽出于纠正学生上课讲话目的，但显然其所实施的惩罚方式、行为以及程度超出了法律规范的界限，并且已经构成体罚，甚至属于故意伤害行为。我国《惩戒规则》明确教育惩戒是基于教育目的的矫治行为，选择惩戒措施应与过错相适应，教育惩戒规则应讨论通过并备案，并且同步规定了惩戒的行为方式以及惩戒的禁止行为，尤其在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 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2020年10月17日，我国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七条同样明确：“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教师惩戒学生，是权利更是责任，显然涉事教师行为并不是出于教育孩子的目的，其手段程度也早已超过了惩戒“红线”，构成法律上体罚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

从刑法意义而言，涉事教师涉嫌故意伤害，在主观上涉事教师作为教师，应当预见其行为性质以及行为可能造成后果，在客观上涉事教师造成了男孩头皮头骨分离的恶劣事实，并且经公安部门鉴定构成轻伤二级。校园不是法外之地，但凡符合刑事意义上犯罪构成要件，均需接受刑法的拷问与处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校园故意伤害行为同样如此。

此外，在事件中，学校同样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国《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学校有义务保障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这也就意味着当学生被教师体罚致轻伤时，学校至少在学生监护与教师监管层面存在过错，其应与涉事教师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2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其中规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学校在事情发生后，并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这与法律规范不符，同样也属学校过错行为。

校园安全以及教育惩戒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热议的话题，如何把握教育惩戒的权利与边界的前提就是要严格区分惩戒与体罚的不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为两者的区分提供了一个相对规范的标准，只是在此规范的标准上，我们不能忽视学校在惩戒之中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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