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1921—1949）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7月—1923年6月）

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的

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

（上接2月9日第7版）

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陈独秀与《新青年》的创办

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此，孙中山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创立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民国初年，内阁制、多党制、议会制等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也曾实行过。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人们曾以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国起衰振弱的种种措施都尝试过，结果却都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良药。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笼，它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如何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新青年》创刊时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评时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关心政治，实际上其作者明确认识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他们不愿就事论事地议论现时的政治问题，而力图通过思想的启蒙促进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即对保留着浓厚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京大学进行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广为延揽有真才实学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北大(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前已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这些改革的实施，培育了北大一代新风，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猛发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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