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 从肖央“他视角”看女性个体

王珉

近日，女性创作主导、讲述中国式女权主义、以女性为主人公视角的电影《我的姐姐》，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而笔者却不想从“她视角”——张子枫饰演的姐姐，来看女性在原生家庭的伤痛成长史，笔者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他视角”——肖央饰演的舅舅来看待女性意识觉醒。

安然的父母为求生男孩，不惜谎报她残疾，甚至父亲被撞破真相时，还将安然一顿暴打。高考时，安然填报北京临床医学专业，也被父母偷改为家乡的护理专业，理由是女孩要早点赚钱，于是考研去北京成为安然摆脱父母的出路。但一场车祸夺去了父母的生命，留下年幼的弟弟。原本规划过自己人生的安然，面临着要抚养从未接触的弟弟，还是追求自己梦想的艰难抉择。

一直以来，“长姐如母”的教条观念，让姐姐这个身份贴着枷锁和标签，电影中的两代姐姐一直活在责任里。该片想通过镜头真实地将二胎矛盾和女性在中国式家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全盘抛出。

从传统道德观念来看这部电影，姐姐照顾弟弟似乎天经地义，也是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但在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当下，女性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电影中安然说：她“不能为他（弟弟）牺牲更多了”。当弟弟用渴求的眼神望着安然时，安然掷地有声地说：“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个人。”

张子枫本色演绎在亲情夹缝中生存的姐姐安然，还有不少老戏骨保驾护航。肖央饰演的舅舅和朱媛媛饰演的姑妈，这两个角色一松一紧。姑妈也曾是姐姐的身份，她的前半生，为安然的爸爸牺牲很多。她考上大学俄语系，安然的爸爸也考上中专，家里只能放弃姑妈的学业；工作后姑妈每个月拿出部分工资供安然的爸爸上学；后来姑妈决心去俄罗斯做生意，又因为家人放弃，回来照顾孩子……姑妈逼迫安然承担长姐的责任，但舅舅的男性视角下，则鼓励安然追求理想。

安然一生背负两个男人，一个是弟弟，另一个是她舅舅。这样一部女性意识崛起的影片，通过舅舅人性的两面性，探讨了性别平等的家庭伦理问题。很明显，电影中的舅舅对女性牺牲自我，持否定的态度。整日打麻将游手好闲的舅舅，看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其实很重感情，很关心安然这个家庭，关心安然作为个体的一面，鼓励她去追求自己的男朋友和北京的研究生学历。

笔者试图从舅舅的视角来看安然，当所有人都认为，安然有义务、有责任抚养弟弟时，舅舅却站出来说：车祸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安然要读书国家有补贴。舅舅没有把安然当成抚养弟弟的工具，而是在伦理和道义上持观望态度。当安然父母的亲朋好友在追悼会现场大哭大嚷时，舅舅和三个亲人却在打麻将。他和安然一起烧纸钱，两人怜悯的眼神望着远处走来的弟弟，镜头切换到两个黑白照片中的安然父母。当所有人说，安然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弟弟抚养长大时，舅舅却焦虑地转头看着安然，什么话都不说。

对于安然而言，舅舅是逐利的，这个卑微的小人物机关算尽。婚姻的不如意让他在中年时跌入低谷，他只会整天打麻将。舅舅放学接弟弟时，遇到肇事司机当起了说客，威胁要去法院状告，让对方拿出2万元消灾。舅舅还耍小聪明开摩托车送弟弟，让弟弟在安然男朋友家人前抱住安然捣乱说是妈妈，企图让安然勇敢追求自己的男朋友，也放手去北京读研究生。舅舅身上的黑色幽默极具戏剧性，夸张背后包含了男性视角对女性关照的映射。

《我的姐姐》在女性个体意识的外衣之下，有着男性视角批判现实的内核。片末舅舅却出现另一副面孔，笔锋恰到好处、辛辣无比，令人大呼过瘾：安然在打算出发去北京读研时，最后一次去墓地祭拜父母，却偶遇舅舅。舅舅不仅每个月都来祭拜自己的父母，也为他们安置了最好的墓地。此时的安然幡然醒悟说道：“有时候觉得吧，舅舅像是我爸爸”。肖央饰演的舅舅这个形象，让人又爱又恨，却始终恨不起来。这些情节穿插在主人公安然的经历中，观众最开始为安然有这样市侩逐利的舅舅深感痛惜，最后又为舅舅的重感情而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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