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第一章结尾是入伍的刘天右告别母亲和乡亲,“突然,天右的身后石破天惊地响起一声唢呐声,这一声响得突然,天右哆嗦了一下,随之乐器接连响了起来。他们演奏的是《百鸟朝凤》,欢乐,喜庆,也有点悲怆。天右没再回头,他知道父亲不在了,脚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刘天右就这样开始了他“五湖四海”的人生之旅。对中国当代文学熟悉的读者,能在这里发现一个被反复重写的主题:农村青年的进城故事。刘天右和《人生》中高加林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期,但刘天右更像是高加林的续篇。因为军人身份,石钟山让刘天右选择了参军进城:文艺兵刘天右的生活语境和经验都是他熟悉的领域。
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刘天右的成长史。第一个阶段是参军并获得肯定;第二阶段是离开部队创业。跨度从1970年代末延续到1990年代末,这一时段,正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刘天右的各种命运转折,都与“改革大业”相关:通过小人物刘天右,不但书写了军队改革的历史——以部队文工团为代表,也书写了一部缩微版的“当代史”。
石钟山善于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去推进叙事,小说里最戏剧性的一幕是刘天右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扎根城市,与他“断绝”了来往,刘天右被成为“孤儿”。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张力,对中国传统范式是一次审判:进城就是唯一的道路吗?或者说,进城所代表的现代化就一定优于留在农村?在这个意义上,刘天右的哥哥刘天左相对悲惨的命运就不仅仅是一个补充,而是有了独立的结构性意义。
《五湖四海》触及到复杂的社会,石钟山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在刘天右的挣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是如何无意识地作用于每一个卑微的个体,并进而影响着大历史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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