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全球性难题

清华北大的学子去街道办被认为大材小用，高学历的985学霸成为某些深圳小学的标配，清华博士回家教书受到争议……这些事件不断引发人们对学历贬值的讨论，尽管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科院院士崔向群曾说，现在的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没什么区别。

美国劳动力市场公司Burning Glass早在2014年就报道，保险、行政与销售这些门槛较低的职业正在经历“文凭升级”，例如在行政岗位中，只有19%的工作人员拥有本科学历，但他们却有65%的招聘广告要求应聘者拥有学士学位。尽管许多人对此的解释是：技术改变了许多工作的性质。岗位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具有更多知识技能和更强思维能力的人才。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实际上，学历贬值是市场经济和大众教育下必须面对的难题，全球都在经受学历贬值的焦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英美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一直在上升，但超过一半的人失业或从事不需要学士学位的工作。

与学历贬值相应的是，名校光环也不是那么亮了。随着技术呈现指数性增长趋势，学校或因为惯性，教学内容也在逐步和社会所需脱节，导致不少学生空有一身屠龙之术；或因为随大流而设置了没有实力开设的专业，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对学历失去了敬畏，高材低用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在学历贬值的同时，野鸡大学也在全球泛滥起来，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为常见。在美国，由于没有“大学”的认证机构，因此每个美国人只需半小时的注册时间和几十美元的成本，就能创办一所“世界名校”。有意思的是，这些野鸡大学的文凭，大多颁发给了中国学生，其中以MBA学位最为火热。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便深陷学历造假事件，在其拿出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后，被人指出其为一所贩卖学位的野鸡大学，只需要5000美元左右即可购得一张博士学位。

随着学历在不断贬值，“学历越高，赚的钱就理所当然地越多”的观念受到冲击，某些名人会因为学习不理想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称赞。例如马云的三次高考、爱因斯坦的成绩差（后被证实是谣言）等。成绩好的同学为成绩差的同学打工的故事特别深入人心。

教育真的能成为人们赚大钱的工具吗？其实，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处境其实十分困难，需要同时保障机会平等和起点平等。我们习惯于将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分开对待，认为教育公平可以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但在实际上，教育本身便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如果社会不是绝对公平，那么再廉洁的教育都有可能被刻上不公正的烙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素质教育面前，反而会变得手足无措。南京一中在实施“素质教育”后，因为高考成绩远低于家长的预期，从而引发呼吁“校长下课”的事件。其实，这从侧面可以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依旧困于成绩定势，习惯用高考成绩来衡量素质教育的成功与否。第二个问题则是，素质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它适合于全部考生吗？

日本曾被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是全球教育最为公平的国家，日本各地享受的教育质量实现了基本平等，针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全球领先，而国立大学自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招生丑闻，“教育公平”已经成为日本最引以为傲的优点之一。但在这种“教育公平”的背后，却是个十分僵化的社会，以毕业学校为纽带，在某特定领域形成统治的“学阀”使得日本职业流动十分困难，职业环境暮气沉沉。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一直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并且，当贫寒学子取得名校优势地位后，他们则以这来之不易的地位作为纽带，努力维护学校带给他们的好处，从而让日本社会丧失了最后的流动性。这种情况在经济繁荣时或许并不常见，但在经济疲软时尤为显著。从这一方面来看，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由此可见，学历贬值是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中必须经历的事情。从历史经验来看，学历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拥有者的背景能力，而取决于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一旦学历的供给大于人才市场的需求，学历贬值在所难免。想要学历升值，最良好的办法即是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更好地吸纳人才。不然的话，学历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它不断贬值，最终衍化为很平常的事物。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会变成人们求职的身份象征。我们对此又爱又恨，却终究是难以放手。 (摘自大象公会作者归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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