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敢谏话韩愈

韩愈在“唐宋八大家”中位列首位，一方面因为文章写得好，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论，对后人颇具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他胸怀江山社稷，面对文化、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坚持真理，勇于改革，直言敢谏。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如一，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但办完公事之闲暇，还是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从来不放在心上。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之六七，即使自己连早餐都吃不上，仍然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对人，他时时刻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

韩愈谈文论道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但因不擅处理人际俗务，一直得不到任用。直至公元796年，韩愈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任观察推官三年间，韩愈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古文革新运动，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孜孜以执，一以贯之。

公元803年，韩愈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灾情，韩愈泪眼模糊，痛心不已。而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懑之余，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奏报朝庭，李实等群起攻之，极尽谗言。就这样，韩愈于当年底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此后，韩愈几起几落，命运迭宕，便写下《进学解》以自喻。宰相李吉甫读过后很是同情，认为他史学才识超群，便力荐韩愈为史馆修撰。韩愈虽然才识丰厚，忠心可鉴，但因他一向豁达率真，心直口快，难免有粗疏之处，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与被贬的轮回里。

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鲠言无所忌”，敢于讲话，敢讲真话，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用语独到，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在《论佛骨表》中，他说“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为此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众多皇亲国戚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到潮州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臣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而说及此事，但宰相皇甫镈憎厌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被起用生事，便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调任韩愈为袁州刺史。

韩愈尊儒却不墨守。在《读墨子》一文中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有人指为“刺谬”。

韩愈敢于突破流俗。《讳辩》一文，是他“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更有《师说》一文，不顾流俗，不怕笑侮，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揭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可谓勇气鼎沸，胆识过人。

知责任，行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韩愈做到了。白居易说韩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名望，于韩愈而言，有来自文字的成分，更多的是来自人格的成分。可以说，直言敢谏的韩愈，有炽热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有无畏的担当精神。有了如此伟岸的人格，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也就有了根基。

新闻推荐

“王炸”背后，亦有“好牌” 2021河南省春晚缘何被赞“出圈”？

这是河南省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录制时的画面（2月1日摄）。新华社发“2021河南省春晚的《唐宫夜宴》是我心中的最佳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