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录》与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刘柠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是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常去的地方。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中国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作为底层民众从日本偏远的山村拥到大陆，谋生图存，寻找发展机会的。

内山完造来到中国之后，他的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可以说均是在中国受到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感染着完造。二是在中国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一·二八事变”时，他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拥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做歇斯底里状相比，那些中国人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往来中国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老板的同时，成长为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多是底层人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和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重新出发做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业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

完造骨子里其实并不是典型的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个纯商人的角色，会使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的成分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相当于“土著派”。但通过后来的书店经营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转身为书店经营者。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那就是内山书店。

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设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书店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等著作。

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书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后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

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店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的味道。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即文艺漫谈会，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老板内山也顺理成章地转身为“漫谈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镇。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十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战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而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来，甚至他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靠谱的桥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文物悉数佚失。战后，因片纸未能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自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

《花甲录》，内山完造/著，刘柠/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

新闻推荐

北京发布新一轮疏整促实施意见，涉及十方面25项任务；今年初步安排3995户棚改签约任务北京今年初步安排3995户棚改签约

昨日，“十四五”时期深化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吴宁摄未来五年，北京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