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

◎王元崇

美国几乎所有在广州贸易的家族公司，都参与到了鸦片贸易中去，他们深知鸦片烟的危害，也深知此种贸易要遭受巨大的伦理和道德上的挑战，但是在对美国本土的报告中，他们绝少提到烟土生意。根据布莱德利的记载，罗伯特·本奈特·福布斯曾经是这样为自己从事鸦片生意辩护的：“（做鸦片生意的）包括那些我一直认为是各方面标杆的令人尊敬的贸易望族——珀金斯家族（即顾盛家族）、皮博迪家族、罗素家族以及洛家族。”罗伯特·福布斯的言外之意，即他和他的福布斯家族乃是择“善”而从之的，即便有错，这也不能怪他。

这几个美国家族，都是在他们的商业教父级人物伍秉鉴的扶植之下，通过在广州做生意特别是鸦片生意而发家致富的。伍秉鉴的中国投资，也通过他的这些美国代理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使这些代理人手中的资本迅速增加。这些富商巨贾遂开始在美国做慈善事业，特别是教育、交通和医疗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例如，福布斯家族全力支持被林肯总统称为“美国的孔子”和“美国文明之父”的超验主义创始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福布斯家族也投资了贝尔电话公司。洛家族鼎力推动全美女性教育并且资助建设图书馆和医院，而且出资建成了第一条跨大西洋的电缆。

当年对华鸦片贸易赚取的高额利润，也支撑起了美国东部一系列大学的建设。据一些学者的调查，耶鲁大学的地盘大部分是罗素家族出资购买的。哥伦比亚大学现在著名的用作办公场所的洛纪念楼，是1895年由洛的儿子出资建设的图书馆，一直到1934年新图书馆建成以前都是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主图书馆使用的。德拉诺在旗昌洋行的接班人约翰·克利夫·格林，是当时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个人捐助者，他捐献了大约200万美元，帮助普林斯顿大学建起了三座楼，而他的遗产则赠送给了纽约大学和纽约的医院。这些富商的名字现在也是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街名。

这些用于美国社会很多方面建设资本的源头，可以说只有一个——对华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从这个角度，不客气地说，大清国难以计数的鸦片烟鬼们，抽出了一个富强的、近代化的美国。这是一段何等悲哀的历史呀！

鸦片生意暴发户中的德拉诺，在19世纪30年代回到美国结婚后，又回到了广州，以二进宫的方式取得了巨额财富。1866年回国后，德拉诺开办了包括煤矿等在内的很多实业项目，成为美国巨富。他的小女儿萨拉·安·德拉诺于1880年嫁给了远房表亲詹姆斯·罗斯福一世，并于两年后生下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年轻的罗斯福跟随外祖父德拉诺的时间很长，从外祖父那里得知了有关中国的知识，也正是日后他做了总统以后对下属们说的他是通过祖上了解中国的事情。1898年德拉诺逝世的时候，给自己的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分了一些遗产。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分到了1338000美元的遗产。这笔钱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学者的研究，1898年的时候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年收入是650美元，而萨拉继承了将近140万美元。正是靠着这笔钱，萨拉帮着她唯一的儿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垫付了孩子们的教育费、在纽约哈德逊河畔购置了家产，最重要的，是帮助她的爱子赢得了1932年的总统大选，把他送上了美国第32任总统的宝座。这笔钱的源头，正是当年德拉诺在广州进行的鸦片贸易。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让顾盛、罗素、福布斯、德拉诺等这批美国商人奉为教父的中国巨富伍秉鉴。伍家在鸦片战争前后富可敌国，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很多商行虽然未必有伍家富裕，但也是一掷千金之家族。然而，伍秉鉴们并没有像顾盛、罗素、福布斯等家族那样去投资建设中国的人文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轮船机电等领域。伍秉鉴本人大力支持了美国眼科医生伯驾在华的事业，却没有任何将这种欧美医疗技术扩展到全中国去的计划。当时的中国之教育，仍旧是科举之下的孔孟伦理和四书五经，中国第一所像样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还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这所学堂在变法失败后没有被撤销也实在得益于慈禧太后本人的“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日中国真正的失败，也在于未能出现同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商业精神和回馈社会造福民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中国即便有再多的伍秉鉴和类似的富商巨贾，又能如何呢？欧美的路，不见得就是中国一定要走和能走的路；但不管什么样的路，总得走好才能造福国家、社会和人民。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王元崇/著，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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