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说抄书

过去，人们不富裕，家中难得有几本可读的书，加上公共图书馆不普及，人们进图书馆更是不容易。记得小时候，市里唯一的图书馆对市民开放，但需凭有效证件，当时正读小学的我，自然拿不出什么有效证件，于是每每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泡图书馆，让家里人为此着实捏了一把汗。也许正因为此，许多读书人都曾有过抄书的经历。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切百废待兴，刚刚经历了“书荒”的人们不放过所能得到的每一本书。那时，新华书店每有新书上架，门前常常排起长长的队伍。买书不仅要排队，书店还常常限制每人的购书量，一人限购三本、五本不等。记得有一年春节，我跑到书店花了一个上午排队买了三本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张长的《紫色的山谷》。不仅如此，有些书在书店里往往是买不到的，像当时很受中学生欢迎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班里只有极少数同学拥有，这不光是因为当时这套书难买，另一方面还由于该书全套17册，价格不菲。那时我正痴迷于物理，有一年的寒假，我好说歹说从同学那儿借来《物理学》四册，借期只有三天，我竟用这宝贵的三天时间足不出户，将自己最感兴趣的《力学》分册抄了下来，由于所用纸张不尽相同，放在桌上参差不齐，足有半尺多厚。后来，母亲托人从外地为我买了一套，而这本《力学》抄本却一直伴随我到1982年参加高考。不仅如此，在中学时期我还抄录过前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的名作《趣味物理学》。后来上大学，由于喜爱目录学，我曾发奋抄过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这次这部“抄本”用的是一色的信纸，整整齐齐地装订为厚厚两册，至今仍插在架上，成为自己大学读书生活的一段记忆。

其实,历史上，许多藏书家都曾用了很大精力去抄录自己喜爱的书。抄书不仅是抄本时代，也是印刷时代一种重要的文献传播形式。像明末清初浙江秀水藏书家曹溶（1613—1685）在《流通古书约》中就曾明确提出互抄图籍的建议：“彼此藏书家……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各斋所钞互换。”清乾隆时期的苏州藏书家吴翌凤（1742—1819）同样也是一位热衷抄书的藏书家，据石韫玉《吴枚庵墓志铭》记载，他每“获一未见书，必手钞，所钞书盈笥箧，皆雠校精核，无一讹字”。吴骞也说他：“家贫而好书，与朱文游为莫逆交，手钞秘册极多，予至金阊，必为流连日夕，得佳本辄互相传录。”（吴骞《拜记》卷一《周易经义》）与吴翌凤同时代的著名藏书家鲍廷博（1728—1814）“生而笃好书籍，于人世一切富贵利达之足以艳人者，举无所概于中，而惟文史是耽。”（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鲍廷博”王欣夫补正）他每到一处，必随身携带纸笔，“偶闻他处有奇文秘册，或不能得，则勤勤假钞厥副，数十年无懈倦。”其一生传抄江浙著名藏书家善本和名家遗存手稿无数，它们成为鲍氏知不足斋藏书的重要来源。

鲁迅先生一生也抄书甚勤，他应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抄书最多的一位。鲁迅先生自少年时期就有抄书的习惯，他曾十分认真地抄录过其祖父的家训《恒训》。由于自幼喜爱动植物，他还抄录过《花镜》《野菜谱》《茶经》《五木经》《耒耜经》《南方草木状》《兰蕙同心录》《广群芳谱》以及《燕子春秋》《蟹谱》《释虫小记》等中国古代动植物学著作。后来在北平教育部，闲暇时，他也常常抄书不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借抄《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词》《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抄写的。”可以说，抄书是鲁迅先生读书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此外，鲁迅先生还为自己购藏的各类古籍进行抄补，在今天留存下来的鲁迅藏书中，经他抄补的古籍就有近20部。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先生抄录古籍的记录，显现出一个传统读书人爱书的真性情。

关于抄书，自古以来还是清贫寒士们最后的谋生手段。当年上海名医陈存仁（1908-1990）在北平琉璃厂广罗医书，所获甚多，然自古医书多孤本，书店老板常雇佣专人抄写，当时的抄写资费不过每千字小洋三毛，有的工费还要低，而且你要什么字体皆可模仿，抄写之人皆是穷困潦倒之读书人。南京藏书家薛冰先生在其《版本杂谈》中也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政府为给失业的老文化人挣一碗饭吃的机会，也曾组织他们抄书，交古旧书店销售，……这一措施在文革后期又曾实行，好像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抄书谋生这算是一例。

此外，上世纪六十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张旧报纸》《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小说，干脆就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间悄悄流传，成为那时无数文学青年手中难得的文学“书籍”，这可是抄书的另类记忆。

□ 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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