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太行及其他

◎杨献平

南太行，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地理命名。

关于南太行或者南太行之于我，仅仅是今河北沙河、武安和邢台西部与山西左权、和顺、潞城接壤的部分区域。实际上，我所了解的，远没有那么大，也只是方圆不过五十里的山区乡野及其历史和生民。由此而成的南太行文学地理或者南太行系列散文随笔，不过是由我最熟悉的乡域组成的。在之前的《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故乡的南太行》（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自然村列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当中，我写或者说呈现了南太行乡域的人文历史和过往年代的生民生存和生活迹象，包括精神信仰和文化习俗，特别是他们的生死及爱恨，残酷的活着与梦想，囿于农耕的小民意识，和在大的文化背景下的挣扎、渴望与无奈。我相信是有些命运感和现实意义的。尤其是在这一个旧的秩序和信仰全面崩断，新的仍旧没建立起来的剧烈变革时刻。

关注人群和具体人，以个体的命运反映时代的某些特质，我相信是文学之道。无论是哪种文学体裁，它的对象永远是人。是人在具体时代背景下的生命历程的蕴含与爆发、沉寂、毁灭和新生。作家和诗人，就是要永远对准人，探究世道人心的厚度与广度，挖掘人性的幽微与复杂。

确实是“复杂”二字。任何东西都是复杂的，复杂构成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深层纹理。我上述的三本书，其中的文字，有的是随意了，有的结构上有问题，有些过于尊重现实，实录的性质较重。这是文学之大忌。虚构才能够抵达完全的真实。我一直在反省。一直到开始写小说，才忽然觉得，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艺术性和典型性首当其冲。在后来的写作中，我努力纠正以往的弊端，采集现实的影子，进而将之虚构为庞然大物，融合现实的背景，把每一个人物和他的遭际，尤其是他所在的时代和他身上的那种有深度的人性呈现出来。

在这个时代，写什么和怎么写，我觉得后者更重要。素材不缺，而且俯拾皆是，令人瞠目结舌，任何一件，可能都比任何现在的小说精彩。“怎么写”？这是每个写字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面对一个题材，如何去结构它，创新它，凌驾它，慑服它，与之合一，互为映照和贯穿，这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具体到《南太行纪事》，我采取了更多的方式，虚构和纪事兼而有之。短笔记和长文参半。

散文随笔要极度自由，还要妖娆（也可称为趣味）。当然，这两个要素的基础，是真诚，是对万事万物的那种肝脑涂地的诚意与爱意。这是我追求的。在过于一本正经和严丝合缝的文章面前，我常常遗憾于灵气的烟消云散与僵死和乌有；在过于细致缓慢的文本之间，我常常觉得了时光无端凝滞与故事“平常”和散漫的“刻意”；在过于借助资料和美化语言，看起来唯美的书写面前，我时常为资料的再利用替作者捏一把汗，同时也觉得无聊无趣。我理想中的散文随笔乃至小说诗歌等，都是灵气四溢的，哪怕匪气、土气，也很有意思，也特别值得肯定，当然，贵气更好，匠气也勉强。因为，文学之途，终究是一种浑然迸发的“气质”和“气象”。

这是我想要坚持的。我这本书中的所体现的，第一点，便是古老的民间想象在其中挥发，再度出场。第二点，即当代偏僻乡域的民间文化传统以及精神信仰、价值取向等等。尽管时代已经超出了诸多的壁垒和疆界，但在古老的大地上，诸多人们的认知还在农耕时期甚至万物有灵的年代。第三点，越来越壮大的城镇以及拥有文化的人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自我的狭小天地里，他的世俗“行状”匪夷所思却又理所当然。

当所有的人都涌向历史与时代生活的“主要舞台和现实现场”的时候，我愿意再回到被人遗忘的崎岖山野与偏僻乡域，对我的父老乡亲进行形而下的观察与形而上的悲悯，更愿意以同情和鼓舞的方式，去做一些启蒙和“镌刻”如蚁生民苦难的“微末小事”，尽管这不讨巧。

我喜欢与更多的人区隔开来，尽管我从来都是四下打望，拜读其他人的作品并从中获益。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进入自己的专属写作场域，如我坚持许久，至今还在奋力、有想法地书写，妄图不断“翻新”的“南太行”文学地理。

在此之前，我已经采取了小说这种更为纯粹的文学方式，来进行这一卑微而又自感荣耀的文学书写了，写字儿或者写东西，多种步调的行进适才有意思，比如诗歌、小说和散文同步走可能效果更好，甚至还有田野考察及笔记式的零散和点滴等等。这一本《南太行纪事》既是一个新的方式及其实验“成果”，也是一个新的“忐忑不安”与“从新出发”。至于效果如何，尚不得知。唯有时间，才是最有效的拣选。

《南太行纪事》，杨献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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