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间 与标准“逆行”

英国画家约翰·埃·密莱于1856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盲女》。女孩通过声音、风和气味感受自然，还有自然中的时间流逝。《时间的秩序》

作者：[意] 卡洛·罗韦利

译者：杨光

版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6月《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改变

我们时间观念的跨学科交锋》

作者：[美]吉梅纳·卡纳莱斯

译者：孙增霖

版本：漓江出版社

2019年6月《怀旧的未来》

作者：[美]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译者：杨德友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0年10月《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

作者：[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

译者：金毅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7月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作品《记忆的永恒》。三个停止的、柔软的时钟，一个挂在树枝上，一个耷拉在怪物身上，还有一个时钟搁在怪物旁边的平台上。时间已经停止。

1922年，一场有关时间的著名争论，在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与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间展开。

柏格森一方面肯定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就，也同时尖锐地指出了物理学家时间观的不足。在他看来，“时间”绝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可以被机械测量、可以化作方程的客观对象来看待。比起测量时间来说，为什么时间的测量工具与时间的对应关系，对于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一问题更为关键。

而在爱因斯坦看来，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有着心理学的和物理学的两种对时间的理解，前者侧重于人内心对时间的感知，而后者则重视时间的测量。

在这次争论后，两人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某种倒转：原本声望如日中天的柏格森虽然直至如今仍然是重要的思想家，但却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与之相反，爱因斯坦则已经几乎成为物理学界最重要的象征，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地位发展的某种缩影。与之相类似的是，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同样逐渐笼罩在科学的阴影下，人们绝少追问时间之于自己意味着什么，而仅仅是将其作为用来高效安排生产生活的一个参照物。

社会学家索罗金和莫顿就曾疑惑，为何人们常常忘记时间的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只记得其物理的一面。或许，是因为借助钟表组织行动的时序，从而高效有秩序地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大的一种“美德”。

不过，柏格森式对时间的人文主义思考并非没有同道。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到埃利亚斯、罗萨等社会学家，还有心理学者、传播学者，都逐渐将目光或是投向人类对时间的感知与体验，或是技术条件、社会结构对人类时间安排的影响。时间不止存在于钟表之中，更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感受与观念里。

这里无意贬低物理学对时间的贡献，只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已经深深习惯于物理学构建的秩序，找回这种更为深刻的时间感受，显得弥足珍贵。

古老的传统：“我在等灵魂追上我！”

中世纪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曾在名作《忏悔录》中留下这样一句名言：“什么是时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如果我要向发问者解释，我则一无所知。”

意大利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则在《时间的秩序》中写道：“我停下来，什么也不做。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什么也不去想。我聆听时间的流逝。这就是时间，熟悉又亲密。我们任它带领。秒、时、年的洪流将我们投向生命，我们栖居于时间之中，就如鱼在水中。我们的存在，就是在时间中存在”。

时间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存在：我们与它仿佛融为一体，却又形同陌路。我们常常谈论时间，但似乎每一个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而如果把目光放大到人类历史的尺度，我们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对时间曾经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植根于各自文明的土壤中，并型塑着文明发展的轨迹。

布鲁斯·查特文在《歌之版图》中讲过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名来非洲部落观光探险的欧洲白人聘请了一位当地向导。白人有自己预定的行程，走得快，以至于向导一时跟不上。然而，无论白人多付多少钱，也无法说服向导调整自己的步伐，向导说，他“在等自己的灵魂追上自己”。

而在科幻小说家特德·姜的短篇小说《双面真相》中，一支来自西方的探险队也来到一个原始部落，他们发现这里的人们彼此信仰不同的祖先，因为他们没有文字，缺乏有记录的统一历史，每个人都活在各自版本的历史时间之中。

这两个故事讲述了文明的相遇，也讲述了时间感的冲突。“原始部落”作为共同的主角，代表了一种前现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感知。这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的时间节律，这种节律与当地的物候、文化相呼应，它们因地而异，各地之间无法通约。

与之对应的，则是“受制于行程表”的标准化时间感知，这种感知依赖钟表等外部的时间刻度。这些刻度斩断了人在进行时间感知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但却能够让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人们按照一套统一的秩序行动。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一种“脱域”机制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这种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强行解脱出来，对生产生活的时空进行重组。

成熟时钟机械的诞生对现代文明非同小可，自此，人们可以摆脱不同地区感知时间模式的差异，通过统一的时间刻度协调彼此的行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跨国贸易这些孕育现代社会的重要活动才得以开展。

这种基于时钟的时间感知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一个外在的刻度是否存在，而在于这种刻度是否能够将时间看作一个纯粹而抽象的客体。

例如，古代中国其实也有自己的历法和计时工具，但在吴国盛看来，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提炼出纯粹的时间概念，这也成为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的一个原因。

古代中国人最爱讲的时间概念可能是“时”，司马迁就评价项羽之死是“时不利兮骓不逝”。“时”是一个十分丰富的概念，它连接着物理意义上的自然，也连接着道德、命运维度中的天地。讲究“民胞物与”的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往往关乎具体的“情势”，时间在这里远远不仅是钟表上空洞而抽象的数字。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前现代的时间感知。

匆忙的现代人：“我没空！”

“我快没时间了！”“我没空！”这是劳碌的现代人常常发出的感叹。甚至于现如今，时间稀缺成为了某种另类的勋章，“大忙人”常常能挣得一个事业有成、人生赢家的印象。简单的三个字背后，是一套标准化的严格时间安排，和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这是被时钟带入现代文明时人的烦恼。一个等待灵魂追上自己的部落人，是不可能发出“我没空”的喟叹的。

时钟带来的标准化时间将对秩序和效率的追求，施加给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福特为现代汽车工业留下的流水线，就基于对时间序列的精密控制。新式的陆军训练也详细分割了每一项训练的时间周期，便步和正步的每分钟步伐数都可以被精确地安排，用以寻找最能提升队伍纪律和作战效率的方案。

在交通领域更是如此，为了满足越来越频繁和大体量的贸易需求，现代社会的航船告别了叶圣陶在《三种船》中写的那种游船式的悠闲，坐船的人“迟到了些实在不算事儿，就算不到又何妨”，而是在海关、码头处矗立的钟楼精准的钟声中，满载着按时集中前来坐船的大批乘客离岸。火车的诞生，更是宣告着人类通勤速度的一次飞越。1935年，中国《铁道》杂志的一篇文章就写道，“铁道员工，应特别注意时间”。

不过，时间感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弗兰肯斯坦式的故事：人们将主宰时间的秩序交给了自己造出来的钟表，却从此踏上了成为时间奴隶的旅程。

刚刚提到的火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火车大大缩短了人们对抵达行程目的地所做的时间预期，然而，对风驰电掣一般速度的歆享同时也伴随着时间压缩过程中剧烈的眩晕：火车刚刚发明时就有医学家提出证据，称人们处于时速25-30公里的火车中时，看向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观会带来巨大的不适，甚至可能损伤人的大脑。尽管人类最后无疑适应了这样的速度，但因此习得的一种名为“全景观看”的技巧，却使得我们与风景日渐疏离。

在颇受好评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中，德国学者希弗尔布施就指出，人们为了规避高速带来的不适感而训练出的“全景式”感觉，“彻底有别于静态的、尤其是包含着与所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传统感觉”。

除了铁路旅行，城市里的百货商店、越建越多的高速路立交桥，这些现代性的标志物，都助长了全景视觉的发展。

曾经人们在低速中凝视窗外的风景，时间仿佛停滞。希弗尔布施认为，这种朝圣一般的旅游体验就此被铁路摧毁。从此，我们经过的每一个地点都不再是“具有空间性的实体”，而只是交通中的一个点——我们唯一的目的，是穿过它，就像穿越那空洞的时间。待到飞机问世，人类学家马克·欧杰更是将飞机场称为“非地点”（non-place），它存在的价值，仅仅是帮助我们离开和抵达。

火车象征着速度，而彼得·康纳德则说“现代性的象征就是时间的加速”。而当铁轨变成了光纤，时速一百码的轰鸣成为转瞬即达的信息，时间加速的效应给我们施加的力量就变得越来越显著和无可逃避。

当代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承认“我们几乎找不到时间去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普遍认为能找得到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上网，更诡异的是，他们认为这些不是他们“真的想做”的事，获得的愉悦感很低。

罗萨认为这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一种有些病态的主导意识——“你应该去做”，每个人心中都有无穷的“todolist”，每晚睡下时，人们都常常因为自己没有做完足够多的事情而心怀愧疚。这种时间的压迫使得“提速”甚至取代了每一件事情本身，成为了人们做事的目的。

“你应该去做”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马克·金维尔之类的哲学家，会认为这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传媒学者会提及社交媒体等新技术的效应——总之，成因是复杂的，但钟表代表的标准化时间秩序的强化，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在福特采用流水线之前，斯威夫特的工厂主管提出了一个提高工厂产出效率的方案：不是鼓励工人们更勤奋，而是通过提高机器的速度，让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的工作节奏变快。时至今日，这个人适应“系统”的模型终于来到了它的巅峰版本。

高喊着“我没空！”的现代人在越来越快的时间节奏中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也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逐渐彻底地服从于一个外在于人的秩序。当他们听到哲学家齐奥朗的这句话，恐怕会颇为心有戚戚：“发明这些引擎，真的是为了节省时间吗？我抓住一个东西，沾沾自喜，却以为自己是它的主人”。

加速与悖论：“我在倒时差！”

如今每到年底，最受欢迎的一项朋友圈活动应该是转发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年度报告”。支付宝是我们的吃穿用度，豆瓣是我们的精神角落，网易云承包了我们每一个负能量的夜晚——它们就像《哈利·波特》里的魂器，储存着不同的“我”的碎片。我们用它们来定义我们一年的时间，还年复一年地用它们来构建自我。

看了齐奥朗的话，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这也是不少学者的担心，担心人们在效率与秩序的现代性铁笼中不断被均质化，被那些个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所定义。不过，在密不透风的铁笼上，也有缝隙，而它恰恰孕育于这个笼子内部。

这是一种充满着悖论的时间体验——时差。“我在倒时差！”可能是一句比“我没空！”更现代的话——它至少说明两件事：全球时区体系业已建立；用于客运的飞机已经有了足够快的速度和相当的普及率。

1884年，国际子午线会议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办，旨在确定国际标准计时所依据的本初子午线，会上诞生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MT）。此后，协调世界时（UTC）又在1960年取代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并沿用至今。全球时区标准的设立是标准化时间秩序抵达的又一高峰，钟表时间，第一次有了校准世界的可能。

然而，时差的存在却成为意外而可贵的杂音。

美国历史学者克里斯托弗·李化用马克思的名句，称时差体现了某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不彻底性”。因为跨越时区而产生的不适感，挑战了标准化时间企图协调一切的乌托邦幻想。这是个人内在生理节律与外部时间的冲突，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世存在自身，就是时钟”。

而早在1950年，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就首次证明了人体的“昼夜节律”，证实了海德格尔的说法。克里斯托弗在《时差：昼夜节律与蓝调》里也指出，无论外在世界设定了怎样的时间标准，各类研究都显示了人体“内在时间”与之存在的不一致性——“与机械时钟相比，我们的身体是不完美的时钟，但也正因此可以回应多变的社会变迁，不会在剧烈的变动中过快衰老”。

“时间霸权”这样的修辞其实颇为危险，因为它让许多行动者感到自己不必担负起责任，一切都是“时间的错”。在时间霸权建立的过程里，各类政治、经济主体扮演着积极的行动者。

早年是日光灯的大规模普及，使得工厂夜班出现，也改造了人们的生理节律，使昼伏夜出的“内在时间”成为可能。如今，消灭睡眠的技术获得了指数级的迭代升级。

美国技术史研究者乔纳森·克拉里在他的著作《24/7》中就提到，美国国防部曾经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研究一种可以在迁徙过程中七天不睡的候鸟，为的只是希望能训练出不眠不休的士兵。而克拉里也认为，这种技术创新从军事转为商业用途是迟早的事情，有了不眠不休的劳动者，也会有不眠不休的消费者。

召唤“我”的时间

太阳底下无新事。当时间来到2020，我们见证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互联网大厂的厕所开始计时；外卖平台制定骑手间的“赶工游戏”，让他们用肉身超速逆行。这是标准化时间对人体节律的内在时间的征服，也是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的缩影——在这里，系统的时间高于人自己的时间。

人们突然间开始有些怀念那个“等着灵魂追上自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时间感来自于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大地，如列斐伏尔所说劳动的时间，即是生活本身。也难怪这一年的年度弹幕是常常满屏刷过的“爷青回”，这种大面积的怀旧，又如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是一种“对现代时间概念和进步时间观念的叛逆”。

这就是“时差”为何如此有价值的原因。正是因为时差造成的严重不适，才使其成为一个现代人无可回避的隐喻：它提示着我们外部时间的霸权已经让我们陷入各类生存的危机，召唤我们努力地找回系统之外，属于自己、属于人的那个时间。

这是现代性在各个领域的宿命，也是人性的宿命。人们在一片混乱中怀着对秩序和效率的狂热出发，又在成为秩序与效率的奴隶时姗姗返乡。

人类与时间之间，是一个《最后一片藤叶》式的故事。老画家贝尔门给患上肺炎不久于人世的穷学生琼西画上了最后一片藤叶，帮助“数完叶子就离开人世”的琼西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人类也曾经给自己画上了一片藤叶，用时钟的滴答来代替自我对时间的感知。彻底靠藤叶维系的生命终是风中之烛，小说结尾，真相揭开，琼西告别善意的谎言，走出了病房，她真正获得了又一次的新生。

撰文/刘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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